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许振思，小学教师，男，55岁（1986年）。
提起杀人的事，我就还像在做梦一样，没有醒来。
我是1950年3月参加工作的，一直在当小学老师。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回家。其实我在教育战线工
作，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别认真，做人特别小心，真的是一点毛病也找不出。可是还是被开除了。回家以后，我任何地方没有去过，一直老老实实地参加
农业生产。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把屋里生活搞得稍微象样一点，把几个乃崽抚养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
这个家，就心平气和了。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
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
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
记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吃过午饭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里睡午觉，休息一会，因为邻大队有杀人的消息已经传来，心里
总象有事一样，不安。虽然自认为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来的，这本身就是大罪过；由于读过几句书，头脑复杂一些，晓得杀起来会不分
青红皂白，就特别多留了一个心眼。这时候突然听得一阵子打点的钟声，当当当当响个不停。打一下，我心里就颤一下。这钟声响得不是时候！我赶快爬起来，向外
一看，油榨房那边许多民兵背着鸟铳、梭标、马刀赶过来了。早两天，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经布置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我的是一个名叫黄大贵的贫农，也许是我
命不该死，这时黄大贵闹肚子疼回了家，我这里没人看守。我看到风声不对，觉得还是要跑。我赶紧将一双草鞋放到床边，把蚊帐放下来，做出一个我还在睡午觉的
假象，只穿一条短裤，抓起一条汗帕，一顶斗笠，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就要上路。我妻子对我说：“只要救出你自己来，别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儿子家文
送我：“快给你老子拿几个粑粑，拿条裤子。这一去，还晓不得能不能再见面。”我也哽咽地对她说：“你们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里，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
说：“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我大儿子家文背着背篓追着我，从后门溜出去，上了村子后面的丰村大岭。家文跟着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着我危险，就对他说：“孩子，你回去吧，好
生带好弟弟妹妹。”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会杀大人，没想到会杀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险，没想到他们更危险！更没想到会一家一家斩尽杀绝！我后悔呀！肠
子都悔青！这些年来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着我，兴许还能留条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来他也跑脱了呀，都怪我！都
怪我啊……
（说到这里，许振思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嘶哑的捶胸顿足的哭声，叫我们心惊胆颤。可是，我们除了陪着他默默落泪外，一句话都不敢说。说什么呢？他不愿
意回忆的往事是我们勾起他去回忆，他不愿意说的话是我们挑起他去说。道县杀人的事，不仅当局者有人希望遗忘，很多被害者遗属也希望遗忘，不遗忘，他们活不
下去！许久，许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静下来，但那个胸膛深处喘出来的粗气，怎么听，怎么叫人心碎。）
我接过家文递过来的粑粑，这是七月半过鬼节打的粑粑，沿着一条上山的小路跑进山里。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后来我听说，到我家里来抓人时，
我12岁的儿子家武，躲进猪庐里，身上用稻草盖了，可是因为害怕，吓得浑身发抖，被发现了，抓了去。我妻子蒋兰桂和5个崽女被李耀得等几名凶手用绳子捆
起，牵到村子后面的烂泥塘，那里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两米见方，是当年探矿队下来探矿，留下的废井槽，一梭标一个戳了下去。我们大队那一次一
共丢了16个人下井。他们把人推进去后，又把稻草点燃，丢下去烧，里面的人还没有死，烧得一片惨叫。听说，我有个儿子当时没被烧死，几天后，还有人听到他
在探井坑里哭……
我在岭上遇到了我们大队一个右派分子许振中（略）。
……我在岭上与振中哥被冲散后，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华县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当时他们那里还没有听到杀人的风
声。我妹妹问我做什么来了，我不敢说实话，讲路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见得好，我害怕连累他们，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一看他屋里的情况，我晓
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问了一下消息，就告辞了。我妹妹追出来，见我神色不对，就追问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忍不住，哭着对她说：“你不晓得，
我们那里杀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杀。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现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来见个面，以后恐怕就见不到了。”我妹妹一
听，哭了起来。我说：“你不要哭，自己还要多保重。我在这里对你们有妨碍，走得越快越好。”她不当家，身上没有钱，叫我等她一下，又转身回家从妹夫手里拿
了一块二毛钱给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远。
离开妹妹家以后，去哪里呢？我左思右想，无路可走。因为从1959年开除回来以后，好多年没有出过远门，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晓不得。思来想去，只有
回道县，因为那时候我晓不得这口风到底是从哪里刮来的，晓是晓得从上面来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随便杀人。要是敢的话，我们不早就杀掉了，还能留到今天？
但是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执行政策，下面总是比上面左一点，搞得恶一点。不如干脆到县里，找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时我估计我这个样子最多就是劳动改造，还不致
于杀头，硬是要杀头，也就死在那里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着务江水库一直往回走。沿途岗哨很多，见了行人都要盘查，没有路条就抓起来。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岗哨虽然严密，但大多都设在主
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岭上很少有岗哨，我就翻山越岭，专走小路，见人就躲，见岗哨就弯路，一路上是说不完的惊险……但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躲在农村里肯
定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到县里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几天，走到离县城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岗哨更密了，查问得也更紧了。到处抓人。对空着两手的人特别注意。我一看，这一关不好过，心里直发怵。可
是退还回去也不得了，危险性也大得很，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担红辣椒到县城去卖，我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
说：“伯伯，这么大一担辣椒，上城里去卖呀？我来帮你挑一截。”老人说：“那怎么要得呢。”我说：“那有什么要不得呢，学习雷锋嘛。”不等他答应，就把担
子接了过去，把称杆让老人拿着，装作一起进城卖菜的，因为老人就是当地人，站岗的民兵认得，终于闯过了最后一关，进了道江镇。
进了道江镇以后，我跑到县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没有钱住旅社，只好在城里乱转。当时，道江镇的气氛也很紧张，但是不杀人。有个“革联”总部
设在二中，二中的大门闭得紧紧的，不准人进去。二中对面的空坪，就是现在的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铺了一些稻草，里面住满了逃出来的地富子弟，有二十
几个人。我也在里面住下来。二中里面的“革联”害怕我们影响他们，也不理我们。这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了道县。我们每天到武装部排队领两餐饭
吃，后来，人员越来越多，部队负担不起，就动员我们回去，说已经下了通知，不准杀人了。可是我们都吓破了胆子，谁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装部门口等饭
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车路通了。道县集中了19部汽车，运送因公路阻断而滞留在县城的旅客去零陵。为了保护旅客的安全，每部车上派了两名
解放军护送。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也跟着混上了车。其实，当时我们那个样子，浑身脏兮兮、臭哄哄的，别人一看就晓得是什么人，那个时
候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社会是非常歧视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县滞留了这么多天，对农村杀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目睹，对
我们非常可怜，都不赶我们下车。
车子从道江镇出发，经过十里桥时，被“红联”武装民兵拦住了。命令我们全体下车，要逐个检查。我一听，差点吓晕过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来，
这一下又自投罗网了，再一看其他几个人，一个个吓得面无地色。幸亏护车的解放军坚持不答应，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堵住车门，说：“凡是车上的人，我们
在道县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问题由我们负责，请你们放行。”民兵们见解放军同志态度坚决，交涉了一阵子，最后开了卡子放行。等车开出十里桥，我一颗悬在半空
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着车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气氛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起道县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们又找到地区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们，把我们赶了出
去。我看到在这里没有人肯收容我们，只好自己找活路，说句丢人的话，读过几句书的人，讨饭张不开口，找事做连门都进不去，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一些做
手艺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收留了我。我就跟他们走了湖北，在那里学砌匠，烧砖瓦，打零工，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给口饭吃就行，
加上做事不偷懒，总算还能活下去。一直到69年，听得道县恢复了平静，才回了老家。这时候，我才晓得一家人早杀光了，房子也被人占了，东西也分光了……可
是那个时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
三中全会以后，我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现在，在学校里搞总务工作。总算有个善终。只是一想起那些冤死的亲人，就整夜整夜泪流不干!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1] 道县有结老庚的习俗，湖南其它农村也有，一般多为青少年男子，同年所生，脾气相投，互称老庚；结为老庚后，谊同兄弟，相互帮助，很多老庚，及至老年尚来往密切。后来，同年所生，关系不错的人也互称为老庚。
朱贤厚，农民，地富子弟，41岁（1986年）。
我从大队（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跑出来大概是1967年的古历7月18（8月23日），那天早上，我在田里割禾，我老母亲担了一担糠到蚣坝圩上去
卖。很快的，她糠也没有卖，就从圩场上赶回来了，神色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了不得啦，蚣坝圩上杀地富了。”我一听，心就提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才25岁，应
当说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当时那个情况，只要你们家划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论男女都是地主，3岁小乃崽都是地主，何况我已经20多了。我问母亲：
“我们怎么办？”我母亲说：“你在屋里呆不得了，赶快跑。”我说：“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要跑呢？”我母亲骂我：“你这个乃崽
蠢得死，那个杀起人来还管得那么多，一声喊就杀掉了。现在跑还留得一条命到，跑迟了想跑都跑不脱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
亲，我老母亲当时70岁了，我是满崽，几个哥哥都成了家单独过，我那时候没娶亲就跟着老母亲一起过。我就问：“我跑了，你怎么办？”我老母亲说：“你不用
管我，我还动得，饿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紧。”当时我就下决心要跑了，可是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再一看屋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老母亲就指着（猪）
栏里两头半大子的猪仔，要我担到闹子上去卖掉。这猪仔刚买回来不久，准备养大了换钱的，我说：“这么点大的猪仔就卖掉，太可惜了。”我母亲生气了，说：
“说你蠢，硬是蠢得死。赶快卖掉，留下来都是人家的。”我赶快把猪仔捉了，一担挑到蚣坝圩去卖。我们这个地方离蚣坝圩很近，只隔着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
桥，过了桥就是蚣坝圩。我当时虽然晓不得“杀人风”已经刮过来了，但是那嚇死人的气氛，就是瞎子聋子都感觉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后，心里急着拿猪仔换钱，就
出了个低价钱，把两只二十多斤的猪仔卖了，得了34块钱。匆匆忙忙赶回来，想给老母亲留几块钱，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亲说：“我在屋里没得用
钱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钱就多有一分用处。你这一走，千万不要随便回来，一定要等到风平浪静了才回哦，记住了！”可怜我老母亲聪明一世的人，只晓得我
危险，就不晓得她自己也危险！可能也晓得危险，只不过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儿女。
大约上午10点来钟的样子，大队上喊开会，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从后龙山上溜出去，钻进了后面的丰村大岭。
我逃走以后，大队开始杀人，前后分两批，一共杀了30多个[1]。
具体怎么杀的，其他屋里的人，我不太清楚，我们家里的人一共杀了9口，我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家里杀了4口。我母亲陈美娥，当时70岁，被大队上的杀人凶手拖
到蚣坝桥上，就是你们从蚣坝圩上过来时，走过的那座木桥，丢到河里淹死的。我大哥朱贤德，53岁，下到窖里。大嫂陈小女，也是53岁，下到窖里。我小哥朱
贤光，50岁，他是个中农，晓不得为什么，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贤俊，48岁，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其他几个都是沉河的。我的两
个侄子，一个叫朱友龙，6岁，一个叫朱志龙，3岁，丢到蚣坝河里淹死的。死得最惨的是我四嫂潘俊媛，40岁，丢到河里没淹死，躲在河边的鬼柳树下面。你们
从蚣坝河边过，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树，一蓬一蓬长在岸边上，好多树根子伸到水里头，叶子盖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里头，手抓着鬼柳树的根，身子躲在树枝
子底下，从外面看她不见。躲了一天一夜，头天丢到河里，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没有人发现。但是那个地方岸边是条路，来来往往的人蛮多，我四嫂一个女人家，胆
子特别小，一有人路过就嚇的浑身发抖，搞得那个树叶子一阵一阵抖动，结果被人发现了，报告到大队上。大队上派了几个民兵过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里头，
浑身发抖，不敢上来。生产队政治教导员蒋儒田拿起梭标就捅。据在场的人讲，一梭标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红了。我四嫂临死前叫都没叫一声，身子往水
里一沉就在没有看见出来了。这个蒋儒田平时最为好吃懒做的一个人，这一次杀人时，他积极得很，一个人就杀了十几个人[2]。
我的六哥朱贤忠，当时37岁，土改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64年“社教”的时候，给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过篾匠，人比较灵活，大队上
刚开始杀人的时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们，死蠢，只晓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县，到广西那边去。他从前在那边搞过副业。在审章塘公社葫芦岩渡口过渡
时，碰上了我们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幸亏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话我六哥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朱良瑞屋里也是地主出身，是我们大队第5生产队的。8月24
日那天，他被捆起来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们农村的房子，屋檐和墙壁之间都有一点缝隙，当天晚上，他就从这个缝隙中钻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艺，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广西那边做手艺谋生，就结了个伴。过了河以后，跑到朱良瑞一个姑姑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朱良瑞姑姑家那边还没有开始杀人。农村
里大家都困难得很，亲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两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从红岩（仙子脚）那边往广西走，结果在红岩（仙子脚）公社被拦关设卡盘查的民兵
截住了。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说是篾匠，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但是一没有证明，那个时候出外搞副业都要大队，有时间还要公社打证明，不然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的
尾巴；二又没带工具，引起了怀疑。我六哥会说话，说工具、证明都放在广西那边了，这次回来是给队上交副业款的。说得那些民兵将信将疑，就把他们带到公社加
工厂，丢给两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们破一根竹子看看。这个事情难他们不倒，本来就是饭碗里的事情。一看确实是手艺人，就把他们放了，叫他们回大队打证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红岩脱离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广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队，只好转过头沿着大路，从寿雁那边往县里走。
他们走了以后，红岩公社的民兵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把电话打到蚣坝这边来问，我们大队上的人答复说是逃跑的坏人，要抓。回过头又来追他们。那个时候，
打一个电话非常不方便，来来回回好几次，才打得通，很费时间，所以电话打通以后，他们已经走远了，没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们往县城里走的时
候，县里头“红联”和“革联”正在搞武斗，“红联”吃了大亏，在各个通往县城的路口设卡盘查，抓逃跑的四类分子（子女）和“革联”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
里晓得这些，糊里糊涂走到了鬼门关里头。他们走到县城西门外时，又累又饿，那个地方有个西关桥，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汇合的地方，桥边上有家饮食店，
卖面条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进去吃碗面，歇一下气。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对着饮食店大门，朱良瑞坐在桌子对面，正好面冲大门，他看见一些背着枪的民兵过来
了，盘查行人，连忙给我六哥使了个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头喝面汤，没有看见。朱良瑞起身走进灶屋，灶屋有个小门对着河边头，他从小门溜出去，沿着河边跑
脱了。我六哥没跑脱被戒严的民兵抓住了。打电话给大队，要大队到县里领人。古历8月初一（9月2日），支书蒋华宇亲自带了几个民兵去领人，回来的路上，走
到水南浮桥上，蒋华宇讲：“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杀的，不如就在这里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桥中间，把我六哥推到了河里。
朱良瑞没死，现在还活着。他从那个饮食店跑脱以后，躲在县林业局的松油窖里，在哪里躲了7天，后来县里到处发通告不准乱杀人了，他就跟着一些外地人
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过了一、两年才回村子的。不过，他屋里的人杀得有蛮好，他的祖父朱友志，当时76岁，父亲朱贤士，当时58岁，三叔朱贤哲，当时35
岁，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当时只有18岁，捉去沉河的时候跑脱了，跑到兴桥公社的夏柳村，他有个姑姑嫁到那里，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
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个南瓜棚里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时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队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蒋学珍带人去领回来，走到半路上，蒋学珍在后面
一马刀把他的脑壳砍了下来。听他们讲，当时大队上决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处决，一个不留。[3]
现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后，当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儿子朱良谋，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宝塔脚那边莲花村逃出来的地富子
弟何登云。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贤赐和朱贤奎两个堂兄，都是我们大队的，也是地富子女。谈起村子里杀人的事一个个嚇得双腿打跪。因为都没有地方可去，就结
伴在一起逃命。后来又碰到了许老师，他是蚣坝大队的人，是个右派，下放下来劳动改造的。我们几个都是些蠢子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许老师
比我们年纪大些，又是在外面当过干部的人，我们都想跟着他，心里好有个主意……可是后来被民兵搜山给冲散了。
第五天，这个记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蒋三明，他是一个富农子弟，也是我们一个大队的。我们几个就躲在金鸡洞的刘家岭上。你们晓不得，那个山上的日子难
过得很，蚊子叮还是小事，一到晚上阴冷阴冷，冷死人，我们又没有铺盖，又没有吃的，如果不是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们几个躲在山上，又不晓得山下是
个什么情况，也不敢下山，开始身上还带了一点干粮，到后来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边的地里抠点红薯来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这样在山上躲了大概有
半个多月。后来天下雨，没处躲，这时候，幸亏找到了一个烧炭人留下来的小窝棚，人家烧完碳走了，空的，没人住，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下来。白天分头出去找吃
的，晚上就回到这里来过夜。
蒋三明比我们娇气些，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苦，想着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们大队主要人家都是姓蒋和姓朱的，其他杂姓的有一
些，人数都很少。蒋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队上势力也大，相互之间也团结，所以这一次杀人中，我们朱姓的杀得最多，蒋姓的杀得少。蒋三明悄悄溜回家以
后，家里人就劝他到大队“投案自首，立功赎罪”。蒋三明这个东西坏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难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们啊！
那天晚上，应该是古历8月26（阳历9月28日），天下大雨。我的心里头感觉很不安然，心里慌慌的。蒋三明下了山没有回来，我们几个都蛮为他担心，
怕他出什么事。当时没想到他会告密。我堂兄朱贤赐讲，这个地方（小窝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换个地方就好。可是那个山上要找这么个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换
个地方，换到那里去呢？再一想，天下着雨，又这么黑，哪个又会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后，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着地方就马上离开这里。半夜的时候，我们
都睡着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大队支书蒋华宗、民兵营长朱贤煌他们带着几十个民兵，拿着鸟铳、马刀、梭标，冒着大雨，悄悄地摸上来了。因为怕暴露了目标，他们
没有带狗，只带着两把电火（手电筒）。也是命不该绝，我的堂兄朱贤奎起来解手发现了，喊了一声：“民兵来了，快跑!”撒脚就跑。我们几个虽然睡着了，但都
睡不踏实，听得声响，马上惊醒了，爬起来就往棚子外跑。只听见外面一片喊“缴枪不杀”的声音，接着就是鸟铳打得“嗵嗵”响。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冲出棚
子就往旁边一条小路上跑。只听见得脑后“轰”的一声，一个东西重重打在脑壳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后就拼命地钻进了身边的刺篷（有刺的灌木
丛）里，拼命地往里面爬。从后面追上来的民兵，用梭标顺着声响，对着刺篷拼命地戳，一梭标戳在我手上，幸亏没戳到要命的地方，当时我也晓不得自己受了伤，
也晓不得痛，只觉得手一热，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我拼命地往刺篷的深处爬，总算逃脱了。那天晚上，朱贤赐被鸟铳打瞎了双眼，躺在地上不能动，何登云跑得慢
被砍了9刀，虽然没死，也动不了啦。因为我们几个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蛮紧张，当天晚上，很快就吹号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后又上山，把朱贤赐、何登
云，像抬野猪一样，手脚捆在一起，我们这里叫“四马攥蹄”，把两只鸟铳捆起来穿着手脚中间，抬下了山。我们这里从前上山打猎，打到了野猪都是这样抬下山
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准乱杀人了，朱贤赐抬下山以后没杀，由他屋里的人领回去了，81年饿死的。何登云也由他们大队来人领回去了，死没死，我不太清楚。
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在山上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才听人说的。
当时我也受了重伤，一鸟铳打到左边的脑壳上，到现在铁子还嵌在骨头上，没取出来。这里挨了一梭标。
（朱贤厚取下帽子，让笔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让笔者看手上的伤疤。头皮上已经看不出伤疤，但头皮下，清晰地摸到了头骨上凸起的七八个小颗粒。手上梭标戳伤留下的疤痕虽然历经19年岁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后，我在我们从前躲过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见了朱良谋，后来又碰到了朱贤奎，他们两个命大，都没受伤。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窝在一起太危险了，决定分
头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边的枞山岭村，是个贫农，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情况。朱贤奎无处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们就趁着夜晚到了枞山岭。四
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吓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们，四嫂的嫂子心好，说：“这么晚了，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就让他们住一晚，明天再走。”安
排我们在她家的柴屋里住下了，搞了一条帕子让我把脑袋包起，又给我们煮了一锅饭和一大钵芋头，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一餐饭了，做死的吃，胀得人都喘不过气来。
因为吃得太猛，当晚我睡在柴房里，肚子痛得要命，我一只手捂着肚子使劲揉，嘴里不停地哼，又不敢大声，只能一边揉一边喘粗气，整整揉了一个晚上。
天亮以后，嫂子过来跟我们讲：区里、公社里都来了文，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个47军到了县里制止乱杀人，你们不如到县里去躲一下。就这样我们到了道江
镇，去找47军反映情况，但是人家管不了这么多事。不过还好，他们叫来卫生员帮我看了伤口，上了药。那时候，道江镇上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人蛮多，汽车站那里
搭了一个厂棚，住了蛮多人，但我们去迟了，人都满了，挤不进去。我就在县二机械厂旁边的河边上，找到一个南瓜棚子，在那里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镇上讨
吃，有时间到县武装部去排队领饭。幸亏身上有两个钱，又找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治伤。不然的话，伤口发炎，烂都会烂死去。就这样过了1个月零3天。县里动员我
们这些人回去，说是保证不会再乱杀人了。他们有些有手艺的、有门道的，都不愿意回去，有些人跟着别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没有门路，二没有手艺，心里又惦
着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就同意了回生产队。回到家里才晓得，一家人杀得光光，家里的东西分得光光。可是那个时候哭都不敢哭，一个人在家里偷偷流眼泪都
怕被人看见。唯一暗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总算给我们家留了一条根，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的老母亲，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着几个老兄一样，杀掉了
尸骨都没人收。
但有时间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们死去了好些，还是我留了条命活下来好些？他们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来比他们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
困难那都不讲，反正从小苦惯了，主要是身体难受，自从脑袋被枪（鸟铳）打了以后，就落下一个病根，经常炸炸地痛，有时间痛得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
了，又做恶梦，梦见我的老母亲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惊醒以后，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湿。十几年来，难得睡一个好觉，总是做那些嚇死人的梦。
哎！人活下来不容易啊。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蚣坝圩位于道县东南部的泡水（蚣坝河）之滨，距县城约20公里，有一条砂石公路通到那里。圩场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普通了，就像大多
数湘南地区的农村集市一样，一条里把长的主街，两边起了几百栋房屋，还有几块空坪，用于牲猪、耕牛，以及其他一些大宗农副产品的交易。平时冷冷清清，一到
赶圩的日子，四乡八里的农民担着担子，推着车子前来赶圩，一家伙把个圩场挤得满满当当，还真有点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味道。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蚣坝圩前
横跨泡水的那座木桥。木桥长约50米，宽约1米，全部木质结构，河中松木打桩置柱，上串横梁，梁上盖有杉树圆木，相互连结，构成桥面，很有特色。该桥始建
于何年何月，笔者无从考证，当时也无心考证，从风雨侵蚀的程度看，估计应有百年历史了。每次从桥上过，看着脚下泡水从容流淌，听着脚步踏在桥面发出巩巩的
声音，我总会感到血在血管里流动得如此湍急。朱贤厚就是手指这座木桥告诉笔者，他70岁的老母亲在这座桥上被活活地扔进河里。
这座木桥所在地的蚣坝公社蚣坝大队有三个女孩子，当时都只有17岁，是叔伯姐妹，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梅珠、涂秋蕾。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场灾难，对
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就像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被后面开来的汽车追上来压死一样突如其来。当时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她们一天到晚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挥汗如
雨，累得两头不见天，每天除了干活、吃饭、睡觉，第二天再干活、吃饭、睡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没功夫想。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长沙发生了什么事，道县发生
了什么事，她们通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不干活就没有饭吃，干活不卖力就会受批判。
（67年）8月24日那一天晚上，大队突然召开群众大会，捆打批斗了十几个人，活埋了3个“调皮捣蛋，罪大恶极”的家伙：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
一个17岁的富农子弟，还有一个就是涂梅珠的母亲、43岁的“地主婆”黄仁凤。黄仁凤当时怀有7、8个月身孕，挺着个大肚子，仗着娘家是贫农，竟敢顶嘴，
被打得皮开肉绽。据说前一天（8月23日）下午大队开会讨论杀人名单时，定了3个人，其中并没有黄仁凤，而是她的丈夫涂宏昌，但涂宏昌“畏罪潜逃”了，只
好将黄仁凤拉来顶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笔者一直没有能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24日这天杀人的时候，还有几个人也一起下到了窖里，后来又用绳子拽上来“宽大处理”了。是
不是应当这样理解，蚣坝大队实行的是“杀一儆百”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准备大开杀戒，而是像上级指示的那样，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一、两个”给猴子看。可是为
什么第二天突然又召开群众大会，一家伙杀了22个，其中包括昨天已经“宽大处理”了的，这中间有何玄机？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他们回答
说：“当事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死了，其他人都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说是他们决定的。说他们说杀3个人太少，革命不彻底，还要多杀几个才行。死人又不会说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8月25日正逢蚣坝圩日，圩场上人流如织。蚣坝大队支书李自桂、大队长周时珪、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已故）、
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已故）等人赶着这个人多的时候在蚣坝圩场上，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不论
老少通通地捆了来，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其中有个叫周德有的中农，因为与周时珪等人有私人意见，周
时珪等人乘着这个机会，把他和他的老婆、儿子也搭在地富一起顺便消灭了。因为这一次“下窖”的人较多，为了不出问题，没有采取前一天那个活埋的办法，下窖
之前都先杀一刀，然后丢进窖里，再填土掩埋。大队领导宣布：“看谁的刀快，杀得多的有奖！”
把这22个人下窖以后，剩下来四十多个妇女和儿童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点，人们的神经早已麻木，就连小孩子
也不会哭了，已经完全丧失了失去父母亲人的痛苦。他们就那么木然地蹲在地上，目光无神地一片沉默，静静等候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也
送上屠场。
8月27日中午，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剩下的这四十来个“阶级敌人”斩草除根。
一行人被拖出来押送刑场。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叫，其中一个小男孩因为被捆得太紧，痛得一边走一边跳，把裤子都跳脱了，也不做声。
这时，区里一位领导[4]路过这里，看到人堆里那么多小孩、女孩，就问什么事。押送的民兵说，都是“地主崽子”，拉去“斩草除根”。该领导说：“大老虎杀掉那是罪有应得，小孩子就不要杀了嘛。一定要杀，必须等中央的指示精神下来后才能处理。”
没想到，就这么轻轻巧巧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几十个小孩和女人，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真是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几个大队干部一商量，觉得还是上级领导有水平，站得高，看得远，小老虎留着继续改造，蛆婆子拱得磨子翻？刀把子抓在自己手上，阶级敌人什么时候翻
天，就什么时候专政也不迟。再说还有那么多女人，杀了太可惜，大队上还有好多阶级兄弟没有老婆，就是生产队干部里还有几个单身公，正缺女人哩。于是她们又
被押送回大队。父母亲人被杀，房子被没收，财产被分，不过还是给出路，留下一栋房子给涂氏三姐妹带着几个更小的妹妹们居住。这时，大队党支部已经开始考虑
给她们“改成份”的事了，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单身公，其中一个是傻子，另外两个褛水得没法提。在大队贫协看来，这无论
如何都是给她们最好的出路，既解决了今后的生活问题，又改了成分，获得了新生。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大大出人意料，竟没有一个愿意嫁。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
民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也许是在鬼门关上走过一圈的人，对生和死的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或者说对死的恐惧已不那么强烈了，三姐妹想：爸爸妈妈死得，为什么我们就死不得？
看到几个地主崽子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思想，大队贫协十分恼火，早知如此，上次就不该放了她们，有心搞掉算了呢，上面又下了通知，不准再乱杀人了。
再说杀了她们，三个阶级兄弟没有老婆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把她们捆起来，一顿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斗争，没想到三个家伙还是不肯就范。
硬的不行，来软的，又派人来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来就是别家的人，哪个女人不嫁人呢？嫁过去，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成份也变成了贫农了，该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认死理：既然那么好，你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嫁他呢？当然不敢说出口来，只敢在心里想。
后来，三姐妹中涂月华、涂秋蕾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留下涂梅珠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没处逃，只好留下来拿命顶。
可是没想到，你嫌别人打牌赌钱、好吃懒做、智力有问题，人家还怕政治上受你牵连，坏了三代贫农的根，指定涂梅珠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上写信回来，嫌她成份太差，怕影响了他在部队上的前途，坚决反对，事情这才作罢。
然而，在农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后来，东门公社水南大队一个家庭出身贫农的青年，因为家穷娶不
起老婆，愿意娶她为妻，并答应帮她一起养大三个妹妹，涂梅珠这才嫁了过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为此受了处分，撤了团支记的职。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三姐妹的深深敬意。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尊严是一种昂贵的奢
侈品！）无论如何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光亮，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1] 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材料披露，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3人，其中自杀3人。8月25日杀4人；8月30日杀18人，3人自杀；先后又零星杀掉外逃被抓的地富子女3人。
[2]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杀人凶手蒋儒田在文革“杀人风”中，亲手和参与杀害19名无辜受害者。
[3] 朱贤厚的这个说法，笔者在处遗工作组那里得到了证实，比如说，1967年8月30日，马家岭大队杀第二批18人时，有一个叫蒋儒英的地富子女，本来没有准备杀她的，但因为害怕逃跑了。9月1日蒋儒英在桃花井被捉住，大队派民兵前去领人，就在押回大队的路上沉了河。
[4]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这位领导是时任蚣坝区区长的欧日福。欧日福是蚣坝区文革杀人事件重要责任人之一。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