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白骨累累的矿坑
我们在光家岭采访时，听人讲得最多的就是杨竞成被杀的事。杨竞成家在“杀人风”中不是被杀得最恶的，一家5口只杀了他一人，四个儿女一个没动，也不是杀法
最新鲜的，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在笔者看来，不外乎这样三点原因：一、他是整个蚣坝区第一个开刀问斩的人。二、这个人经历有点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后，他
的儿子杨庆雄到处告状，道江镇、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
杨竞成，原名杨厚吉，1920年生人，家庭成份富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杨竞成出身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小康之家，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抗日
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搞了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征兵活动，道县是国民政府的模范县，自然积极响应。杨竞成报名从军，参加了国民党的青
年军，奔赴抗日前线，并根据自己的座佑铭“有志者事竟成”，将原名“厚吉”改为“竞成”。1948年，当时在国民党青年军某部任上士班长的杨竞成从台湾投
诚归来，领了两块光洋，回了道县。1950年道县和平解放后，杨竞成子承父业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在马江口完小当了一名人民教师。1951年土改开始，被
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到金鸡洞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接着光家岭村的土改也跟着铺开，杨家当时有水田二亩六分、旱地六亩，按照道县的土改标准，最多只能划一个
中农，连上中农都有困难。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杨竞成带头提名将自己家划了富农。当时看来似乎没有多大损失，由于田少，浮财少，没有被分掉什么的东西（当时
光家岭贫农人家土改时按人头每人可分二亩田，杨家按人头平均还不到二亩田），殊不知却埋下了无穷祸根，及到后来肠子悔青为时已晚。1957年“反右”，他
虽然没有什么“错误言论”，但被揭发出有“台湾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的嫌疑”，这个怀疑也有其道理，一个富农分子，已经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又跑回来干什
么？1958年6月以“反革命罪”，开除教师队伍，并判管教三年，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62年，杨妻与他离
婚，丢下四个儿女，自谋生路去了。要说这个杨竞成还真有点本事，一个中年男人，光棍一条，带着四个孩子，半路出家，回乡务农，一无劳力二无手艺，居然还能
把个家搞得清清彻彻、窝窝热热。干农活他不行，却会搞副业，也不知是怎么学会了养鹅养鸭，靠着养道州灰鹅和麻鸭，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尤其养的
这种道州灰鹅，是道县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经济效益相当不错。蛇有蛇路，龟有龟路，杨竞成靠养鸡养鹅，不但没有饿死，而且好像活得还不错。
时间到了1967年8月，杨竞成的大儿子杨庆雄快20岁了，成了一个壮劳力，杨竞成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
某天，杨庆雄出工时，一个在大队当基干民兵的堂兄对他说：“庆雄，晓不晓得，上头开会又要杀地富了，你爸爸危险哦，要他想办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杨庆雄
把这个消息跟父亲说了。这时候，杀地富的事在道县已经讲起了风，杨竞成也有耳闻，但他毕竟见过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队搞过，考虑问题细致些，说：“跑不
得。我跑了，你怎么办？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跑脱了，账都会算到你的头上，杀不到我，会杀你。”杨庆雄说：“那我们一起跑。”“我们跑了，你弟妹怎么
办？他们还小，走不脱。”“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先做出个出门不在家的样子，躲到后面山上去。你在家里发现情况不对，也赶快躲出来，到你外祖父的坟
山上跟我会面。共产党的搞法我清楚，先要发动群众，一个猛虎洗脸，凶得很。过一阵子，就要纳入正轨，会要好些。最后还要落实政策，区别对待的。我这么多年
来，一直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队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过第一关，不会有大问题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两父子当天就挟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坟山上躲了两天，看着没什么动静，想着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放心不下，就趁着天黑偷偷溜回家来看。当天晚上一
个叫杨娥吉的基干民兵，在小井坝边的油榨房开会回来，从塘基上过身，发现杨竞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锄辣椒草，便悄悄跟踪，看着他们锄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门
从外面扣住，打起飞脚，跑到支书家报告了。大队马上派民兵站岗看守。杨竞成成了瓮中之鳖。
杨庆雄年轻气盛，看到这种情况，拿把猪菜刀想要冲出去。杨竞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夺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会杀光的！”“那怎么办？就这样等死？”杨竞成虽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来还没有乱方寸，他说：“当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蛮干。先不着急，慢慢看情况想办法。”
这时，正好快到七月半过鬼节，生产队杀了一只猪分肉，杨家也有一份。每次生产队杀猪分肉总会有一点肉剩，经济好的人家可以出钱买一点。杨竞成打发儿子杨庆
雄揣了一块钱去领肉，吩咐他再多买1斤回来。杨庆雄到队上分了两斤肉，提出再买一斤。负责杀猪分肉的杨凤吉回答得冰梆硬：“不卖！”杨庆雄说：“这不是有
多吗，多卖一斤有什么要紧？”杨凤吉说：“少罗嗦，不卖就是不卖，有多也不卖给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杨才吉说：“凤吉，就多卖一斤给他吧！”实际上，杨
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杀的人，让他多吃斤吧肉也不为过，皇帝老子杀人，也给一碗断头饭咧。自以为得计的杨竞成却会错了意，看着儿子多提了一
斤肉回来，高兴得很，对儿子说：“看样子一时半会还不会杀我们。”
当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农历七月十五，大队特意地调长兴洞（村）和洪家垒（村）的基干民兵前来支援，抓杨竞成。因为杨竞成当过兵，性子又比较刚烈，怕他拼命，大队在行动前专门研究了一个智取杨竞成的计划：先不说要杀，只说送到区里去劳改，然后在路上拉到土寨岭那边的废矿井边干掉。
杨家父子看到民兵前来抓人，晓得大难临头。杨竞成爬上屋顶躲起来。杨庆雄慌不择路，爬上屋顶，沿着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猪栏里，一头钻进栏里垫的稻
草堆。猪栏里关了头百多斤的壮猪，被人惊吓，拼命地往栏外面拱。民兵看见了，就用梭标往草堆里戳，一边戳一边喊：“投降吧！看见你了！”一梭标捅在杨庆雄
的额头上，血涌了出来，热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杨庆雄无师自通地高举双手作投降状站了起来。没想到这个动作竟救了他一命。一个叫杨龙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
子说：“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个在大队贫协负责的叔公说：“不着急，敌人已经投降了，先关起来，什么时候调皮什么时候搞掉。”
这时候，杀猪的杨凤吉搬了一架楼梯，从牛栏门爬到房顶上，看到杨竞成躲在房顶的过水斗里，就说：“杨竞成，躲不脱了，下来吧。区里来命令要送你到区里去劳
改。”杨竞成听到这个话，以为真的是送区里去劳改，就乖乖地跟着杨凤吉从房顶上爬下来。脚刚落地就听得一声喊：“捆起来，送到区里去。”几个民兵一拥而
上，把他捆得像个五月端阳节的棕子。一个民兵用切马草刀的侧面抽了杨竞成一嘴巴：“还跑不跑？还跑不跑？”只一下杨竞成的脸就肿成了个紫茄子。打得杨竞成
拼命求饶。接着几个人拉起杨竞成就走。
因为天气热，刚从田里收工回来，杨竞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条内短裤，就说：“求你们，让我儿子给我弄条裤子来，让我穿起。”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杨庆雄的大
妹妹赶紧找来一条裤子，给父亲穿起。杨庆雄看着父亲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没有想到这是父子间最后的诀别，而是想送到区里去劳改还好些，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了。
走出村子大约半里多路，一个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杨竞成往土寨岭那边去。杨竞成一看不是去区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时已经由不得他，几个民兵连拖带推，把
他拖到一口从前地质队探矿留下的废探矿井边。这种矿井，井口大约两米见方，深10米以上，从前生产队有牛掉进去就死在里头了。杨布兆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
高人民法院”宣判杨竞成的死刑。据当事人回忆，判决词大约如下：“查反动富农、特务分子杨竞成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光家岭大队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院长：杨布兆，监斩：杨亮吉。”
杨竞成站在矿井口，拼命分辨：“我不是特务，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组织作了交代，组织上也没有把我定为特务。”
杨布兆说：“少罗嗦，你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跪下！”
杨竞成不肯跪：“我没犯法，为什么要跪？”
杨布兆看到他如此顽固非常生气，抡起一根压棉机的钢轴，当头一下。血从杨竞成的头上喷射出来，溅了杨布兆一身，接着身子一软，瘫在地上。杨布兆叫两个民兵把杨竞成拖起来，跪在地上，杀了一马刀，丢进废矿井里。
杀人后，又返回杨家将鹅、鸭、牲猪，以及其他“浮财”统统缴获归公，慰劳杀人凶手。
杀杨竞成后，光家岭大队又将石沽眼村的向齐家[4]（38岁，小土地出租者）和长兴洞村的何庆松（48岁，地主，中医师）杀害。
附近几个大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里选为杀场。整个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口废矿井先后接纳了77条生命。如今这77具白骨还在里面。
第二天，光家岭大队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在公社大门口放了一挂万子鞭。
这口废矿井77具尸骨中有光家岭大队一个18岁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4人的尸骨。他们是第二批被杀的。时间大约在1967年8月26日下午5时左
右。光家岭大队讨论杀二批时，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打江山靠这两杆子，保江山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杀地富，不能只杀调皮捣
蛋的，也要杀笔杆子，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学教员向隆儒杀掉。向隆儒在蚣坝小学教书，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放假回到家里，向家是所
谓的“半边户”，就是向隆儒在外教书，吃国家粮，妻子带着子女在家务农，吃农村粮，一户人家一边一半。像大多数出身不好又有一点文化的人一样，向隆儒对于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突如其来地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语无伦次地哀
求着那些押他们上杀场的人，请他们调查一下，一定是搞错了。遭到一阵厉声呵斥。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杀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牵去下了废矿井。留下她是因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负责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
因为家里太穷，人又长得褛水（褴褛），30多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弟弟被牵走以后，向新珍惊慌失措、悲痛欲绝，一个人躲在家里失声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邻居
听见了，马上向蒋友元书记做了汇报。蒋支书叹口气说：“本来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我们也挽救不了她。”杀人凶手们杀掉了向隆儒等
人以后，又转回到向家。这时，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几个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说：“你老子、老母亲已经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新
珍听到父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发疯地嚷道：“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几个民兵看到她不识抬举，用棕索把她捆起，押着往土寨岭的那口废矿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看见向新珍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废矿井边，凶手们把向新珍推到井边，何××还是心有不甘，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你愿意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就怨不得我们。你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应嫁给何××，就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睁得圆鼓鼓的。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当时在道县，许多出身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就是这样在刀口
上屈从嫁人换回一条性命。向新珍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女孩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想转过弯来，心理斗争该有多么激烈啊……可是，这时对向新珍来说，时
间已是昂贵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计算，也不能以小时计算，甚至不能以分钟计算，它是以秒计算的，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不耐烦了，一个狗崽
子这样不识抬举，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18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家伙看着向新珍长得这样乖（漂亮），让何××这个褛水鬼捡了便宜去，心里好过不得想，干脆一锄挖死，大家搞不成。因为事后，何××与该凶手大吵一架，骂他坏自己的好事。
杀人的地方，笔者去过，一块狭长的红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绿的杂树和嫩绿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尤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
从8月20日起到8月28日止，8天时间，光家岭大队先后分三批共杀22人（其中1人自杀）。8月29日，大队磨了一天刀，准备再杀一批。据说摸底的名单
竟有81人。说得笔者都有点不敢相信。如果真是这样，道县杀人的大队冠军就要被光家岭一举夺得了。29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淅淅沥
沥停住，所以30号没有行动。到了31号，公社来了指示，不准再擅自乱杀人了，“个别调皮捣蛋、民愤极大的，贫下中农要求一定要杀，也要整材料报批，批准
以后才能杀。”有了这个指示，光家岭大队杀人数字只好止步于22人。杨庆雄也因此捡了“一条狗命”。
“留着他到处告状生事。”该大队的一位干部这样说：“说起来他屋里还是杀得最少的，只杀了他老子一个人，别的比他家杀得多的都没作声，只有他告状告出了甜头，成了告状专业户。”
说到杨庆雄告状，确实有些无孔不入，甚至给人一种病急了乱投医的感觉。就连笔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状子”，这份状子不是我采访他时，他递给我的，而是
我去道县采访前，一位省档案馆的朋友交给我的，他说：“这个人（杨庆雄）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政府部门就不用说了，连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都撒到
了。”可谓无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笔者将杨庆雄的这份“状子”略作删节，以飨读者，以慰故人[5]。
我的血泪控告
事由：我父杨竞成1967年无故惨遭杀害案
我名杨庆雄，男，现年35岁，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人氏。
1967年道县在原县委书记熊炳恩的筹划和指使下，从公社到大队普遍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残酷屠杀数千无辜民众，
仅我光家岭被杀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药炸死，其状惨不忍睹……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用箩筐担西
瓜似的挑到大河边，连人带筐扔进水中。更有甚者将被害人家妻女强奸轮奸，然后杀害。还有杀人夺妻、杀人谋财、杀人报复等等，不一而足。整个道县血雨腥风，
尸横遍野。
我父杨竞成，家庭出身富农，1950年参加工作，系道县马江口小学公办教师。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青年军当过上士班长，这个历史问题多次政治运动中，都向组织
作过如实交待。1957年反右运动中亦无任何错误言行，不意却在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我父杨竞成回到光家岭
村后，遵纪守法，在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不满言行，全村皆知，却在1967年道县文革“乱杀风”中被本大队杨才吉等人残酷杀害，时年47岁。
现状告杀人凶手：
杨才吉，男，现年57岁，67年任本大队治保主任，现住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布兆，男，现年50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庆余，男，现年41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亮吉，男，现年54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现在道县化肥厂工作。
以上四犯于1967年古历7月15日晚将我父杨竞成捆到村外土寨岭杀害并抛尸废矿井中。至今尸骨未收。
另控告杨庆余强奸我妻唐××。
我父杨竞成被杀后，我因害怕被杀逃离家乡，在外做工为生。1979年4月，我与妻子唐××从湖北返回道县为父申冤。1981年古历3月26日晚，杨庆余趁
我去县里上访之机，窜进我家强奸我妻。当晚我从县城赶回，亲手抓获。然而该犯在我村某些实权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处理。
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我于1979年4月15日开始上诉，至今7年之久，共上诉上访244次，仅车费一项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贫如洗，负债累累，连农
村的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连国家拨下来的被杀者遣属的救济款都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门路。那些道县文革“乱杀风“的主谋者和杀人
凶手，有的杀人升官，有的杀人提干，有的杀人入党，占据了道县从县到大队的各个领导岗位，大权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属忍气吞声，有冤难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光辉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县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我父杨竞成解放前仅任过伪青年军上士班
长，1950年参加教师队伍后，对其历史问题，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属错判。据此，判决：撤销（58）刑字第211号刑
事判决书，予以纠正。（附：道县人民法院（84） 复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
我们全家对此感激万分，但是乞今为止，对我们应当落实的各项政策依然没有落实，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县县委落实办关于收回杨竞成家属子女四人城镇人
口粮食呈报表，报了7年，至今不见下落。杀人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耀武扬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级上呈，伏乞加查而处，特迫切要求如下：
1、将我父收回教师队伍，恢复公职名誉，安葬抚恤。
2、退赔没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财产。
3、恢复我们兄妹四人的城镇户口。
4、依法严惩杀人主谋及凶手。
此呈
申诉人：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庆雄
1985年2月17日
——————————————————————————–
[1]
杨美吉逃跑后，在四马桥横岭高桥村，被当地民兵搜山时用鸟铳打死。他是如何得到信息逃跑的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杨的儿子杨养牯后也被光家岭大队“贫下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
[2]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田自壁被杀与他的一位同事荆山小学教师沈宗萍有关，刮“杀人风”时，田自壁因是在职教员，大队首先没有考虑他。“革命教
师”沈宗萍三次到队上联系，要求杀田。（67年）9月10日，荆山小学校长黄长华在沈宗萍的强烈要求下，亲自带了三名革命教师专程来到井塘，找到大队支书
杨庭修联系杀田事宜。9月11日，井塘大队派民兵去荆山将田自壁抓回大队，途中将其杀害，抛尸潇水。
[3] 有一个著名个案，笔者将在后文中专门写到。
[4]
据知情人控告，向齐家被害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杀人夺妻。但夺妻者大呼冤枉，说是在向齐家被杀后，看到向妻走投无路，才娶她为妻。因向妻没有提出控诉，处遗工作组也没将此案定为杀人夺妻案。
[5]
公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笔者接到道县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谭记者，有叫杨庆雄的遗属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他死了。”“他死
了？怎么死的？”我大吃一惊。算来杨庆雄年龄与我相仿，一、两年前我还见过他一次，身体非常健康，只是精神状态好像有一点点问题。“今年，他又跑到北京去
告状，怎么劝也劝不住，结果被当成破坏‘奥运’抓起来了。遣送回县里以后，又被乡政府抓去‘修理’了一顿，放回家后，上吊自杀了。”放下电话，我陷入无比
的哀痛之中，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死折射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哀痛之余，写下《化灰》一诗：
以为那里很光明/以为那里很温暖/所以/不顾一切地扑向那里/于是/我化成了一点灰色的灰/我做的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做/只是/我比别人/更愚蠢/更本能/更需要温暖/更渴望光明/于是/我化成了一点灰色的灰
第二十九章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被逼外逃人员有688人，这些人曾经被诬为上山为匪。他们到底是怎样刀口逃生，怎样逃亡，外界一直是个谜。笔者在道县采访之初，最先想到
的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从他们的嘴里得到道县大屠杀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照我们主观想象，688个大活人人还在心不死，采访这方面的情况，应当是最为简便的
事，可是大谬不然，大多数逃亡者被吓破了胆子，不敢乱说乱动，或者不善于表达，嗫嗫嚅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平
了反，让我们重建家园。也许我们走的路子不对，我们从乡政府出来，走进大队书记的家门，然后由大队书记或处遗工作组的成员陪同“接见”这些外逃人员，我们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提问才好，更不用说深入采访了，常常是谈过几句之后，双方就感到无话可说了。也许外逃人员中不看场合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并非没有，但是人
们不希望他们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们见面的机会。我们只好另辟蹊径，通过私人关系，与这些人暗通款曲。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先打
开缺口就在蚣坝公社，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了三个逃亡者：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小学教师，一个地富子弟。下面是他们的口述实录。
许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师，男，63岁（1986年）。
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甚至贫下中农开句口，谁谁要搞掉，那他的脑壳准保不住。
我原来在道江镇东阳小学教书，1957年，帮助党整风，领导上动员我给领导提意见，我讲了几句真话，其实也没说什么，你想，既然是提意见，总不能全部都讲
歌功颂德的话吧，实际上我也讲了好多歌功颂德的话，附带着讲了几句提意见的话，就被划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家。67年那场动乱中，我也在“搞掉”之列
的，幸亏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这条性命，总算得了今天这个好结果。要是像村里那几个地富在家死捱，这会骨头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坝大队第四生产队，是1967年8月24日晚上开刀的。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之前，看不出有什么迹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体质弱，原来是当教员的，干农活本来就比不过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干得少了那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
是哪个说你不好好劳动，抗拒改造，就要挨批斗。只能拼老命拼命干，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有个80岁的老母亲，耳朵背，平时打
雷都听不见。当天晚上，民兵来喊门时，我睡得死猪一样，我母亲耳背，都没听见，所以就没开门。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擂了一阵门，见没动静，以为我们不在家就
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样，早早地赶到田里，我从遣送回农村起，一直就坚持出工比别人早一点，收工比别人迟一点。我刚割了一行禾，贫农李发顺挨到我身
边，一边割禾一边挤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喂，老庚[1]，晓不得你留心没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没有来。”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平时出工总是来得最早
的几个“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些子女，不见了。李发顺又悄悄地说：“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说完，他就走到一边，干活去了，再不理我。
这时候，我心里打鼓一样，不知道怎么好。
中午回家，我母亲也已经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她对我说：“桂兴（我的小名），一个人死要死个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笼鸡样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窑眼
里，太不抵了！你还是快跑吧，不要让我这个80多岁的人倒过来给你送终。”我听了这话，眼泪水往肚子里倒流。对于老母亲，我内心是有愧的，我们家本来是响
当当的下中农，家里不是很有钱，为了送我读书，不知吃了多少亏，怪就怪我嘴巴上缺个把门的，自己领来一顶“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得老母亲成了
“四类分子”家属，跟着做人不起。我老母亲听到说昨天晚上，大队上把二十几个“分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后背的钻子岭上，往一眼废窑
里一推，用稻草点了一把火，熏一阵子，再把黄土一盖，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为我担心，催我赶快逃命。我从打成右派也有将近十年了，经过反右，又见过“五
风”那个场合，知道厉害，心里想，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四类分子”了。虽然我被遣送回乡以后，一直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表现得也很好，但是
我知道那没用，被杀了的那二十几个人，哪个表现不好？一个个老实得阿弥陀佛。他们大部分是子女，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我
晓得杀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当年反右一样，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来只有逃跑这条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里被活埋了
强。我就安慰母亲说：“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过了昨晚那一关，幸许能有条活路。”心里已经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样同社员一起出工，不露声色地割禾、扮禾，一边寻找逃跑的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快收工时，我趁别人不注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我的一个侄
儿许家兴身边，说：“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没有力，你先走一步，等会在路上来接我。”他说：“好。”收工的时候，我故意担着一担湿谷子捱在后面，捱到
天渐渐黑了。我侄儿送完一担谷，打倒回来接我。他接过我的担子，我问他：“队里有什么动静没有？”他说：“没什么动静。”我装做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叫他先
一步，自己到沟里洗了手脚，四顾无人，就不顾一切，转身钻进一座茶树山，拼命地向深山里跑。
我在山里躲了一夜，第二天盲无目的赶路，慌慌张张心里没个主张，只晓得要跑得越远越好，翻过丰村大岭，来到小甲坝山冲里。连续两天没命的奔跑，我又累又
饿，只在路上挖了几个生红薯吃了。饿得实在不行了，想冒险到山外去找点东西吃，刚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个本家兄弟许振思，他也是逃出来的。他问我：
“到哪里去？”我说：“下山弄点吃的。”他说：“去不得！山下到处是岗哨，对来路不明的人盘得很紧，不要去自投罗网。”他逃出来时，身上带了点过鬼节（阴
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点给我吃。说也奇怪，人吃了东西，又多有一个人在，心里就安了许多。我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一同躲到江华他妹妹家里去。有了
个方向目标，我们行动起来，就不像刚开始那样，象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昼伏夜行，过了大河（潇水的一条支流），绕过大坪岭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
到江华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见了我们，一个民兵朝我们开了一枪（鸟铳），我们扭头就跑，结果被冲散了。
冲散以后，我独自一人继续逃命，在山上乱走了一阵，又在笋冲园的荒山野岭上睡了一晚。我搂着一把纵树毛睡在一棵大树下，那滋味，不亲身经历是怎么想也想象
不出来的。虽然是刚刚立秋，但晚上山里已经很冷了，寒冷、饥饿、干渴、潮湿、孤独、蚊叮虫咬……还要时时提防毒蛇野兽的袭击和民兵搜捕。我因为太累了，居
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睡了一阵子，又在恶梦中惊醒，醒来以后吓得半死，一看没什么事，又赶紧继续逃命。由于和许振思冲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
去不成了。我像梦游一样，慌不择路地在荆棘和灌木丛中穿行，浑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惫不堪，荆棘划破了我的皮肤，留下一条条血痕，幸亏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
服，厚，还不致于将衣服挂得稀烂。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所服从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驱使，拼命地企图穿过那些无法穿越
的深山密林。有时我碰到了野猪和豹子留下的脚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产生了一种与其他动物接触的亲切感。只有一个感觉像烙铁一样烙着我的心，我总觉得，有
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见他们，却深信不疑他们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拿着马刀，举着鸟铳，向我开枪。我甚至根本没想过，我犯了什
么罪，他们凭什么追捕我，相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逃犯，他们追捕我是天经地义的事。一种尖利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响着，听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只觉
得浑身发抖。我觉得我已经濒临绝境了。一个逃命的人，只有变成一只野兽才能自卫。他必须完全抛弃文明所赋予的一切东西，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
避开危险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岭中生存下来的可能。
在山里窜了两天，我逃到了江华县的竹营寨。这时，这里还没有杀人，也没有民兵巡逻盘查,我一摸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和一点粮票，这是准备逃跑时带在身上的，就
在街上剃了头，吃了东西。但是那时候，出门在外，都要大队、公社开证明，没有证明寸步难行。在这深山瑶寨，举目无亲，吃没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
子灰心了，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个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门口去，做个鬼都离屋里近些。俗话讲：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
飞。我就返身又黑心回丰村大岭。我扯起一根长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装做上山打柴的样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贤厚几兄弟，他们也是逃出来的。
一看就晓得，又没背铳又没背刀，慌慌张张，狼狈不堪，一眼就认出来了，绝对不是民兵。于是便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几兄弟看到我年纪大一点，又是读过书的
人，都向我讨主意。可怜的天啦，我哪里有一点主意！连逃跑都晓不得往哪里逃好，只是觉得几个人在一起心里安些。
下午两点钟的样子，我们在生产队出工时，队上也没有哪个有钟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计时间，大河大队十几个民兵牵着狗，扛着鸟铳，背着马刀，带着号，又来搜
山。发现了我们，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过了。朱贤厚几兄弟逼得走投无路，就跪在地上，向他们求情：“我们都是安分守纪的本份人，跟你们一样都是受苦的，
没有享过一天福，也没有吃过一天剥削饭，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硬要抓我们呢？求你们放了我们，我们会一辈子记你们的恩情。”搜山民兵说：“你们投
降吧，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我们不杀你们，只把你们送回去。”朱贤厚几个人见告饶求情不顶用，把心一横，站起来了，手握着纤担说：“反正我们是
要死的人了，你们硬要抓我们，就拼了算了。”他们几个兄弟也跟着喊：“拼了算了！”一句话把那些民兵吓住了，就放了他们，一路吹着号，下了山。
朱贤厚几兄弟脱身后，拼命地向深山里跑。我因看到他们有反抗行为，害怕招来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们，就朝另一个方向，赶紧逃跑。就这
样，我们又冲散了。朱贤厚几兄弟后来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晚上藏到石灰窑里，饿了吃生红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里熬
了半个月。到了9月13号，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咬着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坝公社金鸡洞大队下河洲村我表哥家里。悄悄地敲开门，我表哥一看吓
得一跳，想不到我还活着。开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总不能在我们家推出去送死。”经表嫂劝说，表哥勉强同意我留下
来。白天躲在表嫂房里，晚上到表哥的杂屋过夜。躲了几天，我看着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连累他们了，就要走。表哥说：“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们都
会被一起杀光。”离开表哥家，我又躲到兴桥公社许家大队我叔叔许修德家。那时候杀人风已经没有那么凶了，再加上我屋里的几个亲戚都是贫下中农，所以还躲得
下。只是有时间我叔叔气不顺的时候骂我：“你好好地端着公家的铁饭碗，不知好歹，还要提意见，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个铁饭碗，要我天天嗑头都做得。你呀，
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赶我出去，除了拼命地跟着骂自己，还有什么多话可说。可是没想到农历八月二十（阳历9月23日），我叔叔
家娶媳妇，我被我们大队一个前来吃酒的人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我们蚣坝大队前来捉人，说我上山当了土匪。幸亏叔叔这边生产队有人给信，我躲在阁楼上的柴堆
里才得逃脱。叔叔这里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几个地方，到10月初，杀人风开始平息，我在县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来接我，我这才历尽千辛万苦被妻
子接回县城。这个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了道县，道江镇这里绝对不允许随便抓人、杀人，我这才算保下了一条命来。
我后来了解到，我逃跑以后，大队上竟有人说我是上山当土匪了，还派人搜捕过我。还有好多像我这样被追杀得东躲西藏，流落荒山，无处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说成是上山当土匪，聚众顽抗，并总结成材料上报，广为传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旷古奇冤，欲哭无泪呀！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