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处遗工作组立专案调查处理的有401案，每一案都可以用“惨无人道、罪大恶极”这八个字进行评判，在这些真实案例的面前，什么黄世仁、
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等等，都只能证明我们想象力的浅薄。这些案子，笔者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主要是从被害者这个视角探讨的，下面还将讲一些，将主要从杀
人者这个视角进行探讨，总体说来，这些杀人者除少部分本身就是作奸犯科之徒外，大部分都是老实本份的作田人，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疯狂与血腥？而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这场群体的疯狂与血腥中究竟失落了些什么？
笔者并非有意展示血腥、暴戾、猥琐、愚昧、丑陋的场面，但它是道县文革大屠杀有机的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当是我们整个民族反思的起点。
“大锅饭”这个词，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供多数人吃的普通伙食。这个应当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专有名词，产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个时候，城镇里，到处
在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农村中，搞大兵团作战，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把千家万户的锅子都收了来，砸烂了去炼铁，人则集中在大食堂里“吃大锅饭”，食堂开
餐就叫做“开大锅饭”。然而在1967年的道县它又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其实不用笔者再多费口舌了，是个中国人早就听就懂了。
下面讲一个“开大锅饭”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祥霖铺区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从田广洞村往东南方向，步行约二、三里路，有一片山坡叫做鬼崽岭，鬼崽岭有一个鬼崽
井，井的上方有一片阔叶林，树高叶茂，阴气森森，林中有一块空坪，一亩地大小，据说是古代社坛遗址。该处有大量人形石块，高的1米左右，矮的10来公分，
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散在地面，有的埋入土中。因为附近都是高山峻岭，荒无人烟，早晚光线朦胧时，一个人从这里过，看到这些人形石块，往往
会感到阴风习习，脊背发凉。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鬼崽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关于这些石块的来历，当地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传说四百多年前，距此不远的大井村出了一个高人黄九日，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有法术，随身的一口宝刀，
不能出鞘，扯出鞘来，附近的鸡鸭脑袋都要落地。黄九日18岁那年，率领一批阴兵阴将，要把龙虎关流到广西那边的水堵过来，灌溉湖南这边的田地。广西那边请
出一位神人和他斗法，结果黄九日败了，死在那边。临死前命令手下阴兵阴将撤回湖南，行至鬼崽岭，天已经亮了。阴兵阴将不能见光，见了光再也动弹不得，化成
大大小小的人形石块永远呆在了这里。
这个故事显然不能说明石雕的真正来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笔者不懂得它的珍贵，没能收藏一块。记得带我们采访的乡干部特意找了一块1尺来高比较好
的要我带回去，说是能避邪。因嫌太沉，辞谢了。后来听说，1988年省考古队考察后认为，该地是战国时期的祭祀遗址，这些石雕像是2000年前的文物。可
惜石雕像文革“破四旧”大多被捣毁，1986年我去看时，保存完整的已不多见，像当时准备送给我的那块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被害人叫李金翠，江永县朱家湾大队一户贫农家的女儿，1966年10月经人介绍与道县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李金翠本来不愿意，那
个年头，贫农家女儿下嫁到地主家，人前人后都要矮人一头，除非硬是嫁不出的，才会选择嫁到地富家。可是她出落得一朵花似的怎么就会同意呢？原来介绍人介绍
得好，说陈高肖的父亲虽然解放前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在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
，功已抵过，是地主分子里的“开明人士”，不作四类分子对待。再一看小伙子，模样强，心眼好，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俩口恩恩爱爱，羡慕的说他们
是天生一对，嫉妒的骂地主崽子有艳福。
8月26日，陈高肖出工回来，正在洗澡，大队上一个外号叫“青狗”的民兵陈高友来叫他。李金翠凭女人的直觉感到心中忐忑不安，就问：“高友，叫他做什
么？”陈高友答道：“放心吧，好事！我跟高肖好得不得了，难道还会害他？”陈高肖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地跟着陈高友到了大队部。一进门，就被早已候在那里的民
兵五花大绑起来。陈高肖连声问：“什么事，什么事？我犯了什么法？”外号“番薯脑壳”的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二话不说，上来一梭标捅在陈高肖腿上，痛得陈高
肖大叫：“哎呦，你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条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象打野物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此前
已经如法炮制了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插在棍子上示众，以示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李金翠吓得晕死过去。她才二十一岁，腹内还有一个四个月的胎儿，顷刻间成了寡妇。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衣物，装好几只鸡鸭，跌跌绊绊逃回了娘家。
可是贫农娘家也保不住她的安全。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禧派民兵到朱家湾送来“通令”，勒令“十二小时内把地主婆李金翠押回我大队，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田广洞人历来强霸，素以械斗凶猛著称，朱家湾大队迫于压力，不顾李金翠娘家人的哀求，深夜十一点钟把她押回了田广洞。
两地虽隔县份，但都在县界边上，路并不是很远。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
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伙计们哪，朱家湾、倒水洞一带的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陈登义说得更明确：“杀都杀得，搞还搞不得吗？”
当时田广洞的民兵已经集中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基干民兵都集中在小学校的几间教室里，统一食宿。走廊里摆了十几只鸡笼，小操坪上用石条砌了个临时猪
栏，把被杀人家的猪呀、鸡鸭呀都弄来，供他们享用。这天下午，他们又杀了一头猪，挑来一担米酒，三十多个人围在一起，幺五喝六，大吃大喝。
其中一个獐头鼠目、40多岁的家伙一边喝，一边挤眉弄眼地说：“崭劲吃，大家吃饱些呀，吃饱了，好有精神开大锅饭呀。”他叫陈锡位，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
众人哈哈大笑。
等到酒肉灌满肚肠，夜已深了，劲也崭足了，他们把关在大厅屋的李金翠拖了出来。
所谓的大厅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民兵集中住宿的小学校。不过村里人还是习惯将它称为大厅屋。大厅屋是道县农村一种常见的建筑，一般是村子里的公产，几乎每个
村子都有一个，是一种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分前厅、后厅、天井和左右过道等几个部分。前厅进门是一个雕刻精致的木壁，左右厢房，两条过道直通后厅。后厅较宽
敞，也分三间。房间由木柱嵌板壁分隔而成。解放前，这里是全村人供奉祖宗吃清明酒的地方。解放后，成了全村人开会和孩子们念书的地方。学校村办以后，田广
洞大队的大厅屋就正式改成了小学校。现在学校停了课，就成了大队民兵指挥部。
一个叫陈高和的民兵建议：“把她拉到村子边上那条旱沟里去搞。”
另一个叫陈高潮的有顾虑：“猪嘴巴捆得到，人嘴巴捆不到，搞不得的。”
陈高和解下结在腰上的汗帕说：“我用这个把她的嘴巴捆到。”
又一个叫陈高仇的提出：“还是拉到村外边那间小茅屋里去搞好些。”
李金翠吓得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
陈锡位说：“深更半夜的，不要那么多麻烦，就在这里搞算了。”
几条汉子就把李金翠拖到学校里面撘建的一个舞台下面。陈锡位提着一盏马灯，照着这个李金翠的脸。三十多个手持马刀、鸟铳的……（不好措词）把她团团围住，一双双淫笑着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丰盈的身子。
陈锡位一把撕开李金翠的衣裳说：“看这对奶子，这个屁股，正好给你们这些单身公开洋荤哦。没试过味的先上。”
“慢点，慢点，等我来开头炮。”二十来岁的陈高友扑上去就动手。杀陈高肖他是立了头功的。
“要得，要得，让‘青狗’开头炮，其他人轮流来。”
李金翠死死地护住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把马刀架到她脖子上：“再动，就宰了你！”
李金翠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起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肚子里的孩子，痛苦地一阵抽搐，闭上了眼睛，哀求道：“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好吧？”
“青狗”迫不及待地去撕她的裤子。
李金翠说：“你莫撕我的裤，我只有一条裤子，撕烂了就没得穿了。我自己来脱。”
等女人脱了裤子，“青狗”向那已经微微隆起的腹部猛扑上去……
李金翠又哀求道：“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了。”
“青狗”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一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的。”他一边发泄兽欲，一边把手伸进李金翠的衣袋里掏走了里面仅有的20元钱、4丈布票。
接着就是那个外号叫“番薯脑壳”的贫协主席陈登义，他对面前这个女人早就垂涎三尺，过去就曾经调戏过李金翠，被李金翠骂得狗头淋血。哼哼，这一次看你还敢不敢骂老子！这个无赖把自己那根东西在李金翠脸上晃来晃去：“来，来，来，试下子我这个家伙比你老公那个有味些不！”
第三个就是陈锡位，我们在前面说过，此人已经40多岁，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他本来没打算亲自下场的，一开始就表了态：“我搞得多，先优先你们这些没开过
荤的。”一手提着一盏马灯，一手拿着块抺布，在一旁做些辅助工作，搞完一个，用抺布把女人的下身抺两下，方便下一个。可是看着看着上了火，把马灯、抺布往
身边的人手里一交：“莫忙，莫忙，让我来教你们几招。”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李金翠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
“快呀，快呀，不然就没有这好机会了。”陈锡位在一边兴奋地鼓劲。
可是，几个早扯脱裤子，急不可耐等着上场的人，一看清刚从女人身上爬起来的那个家伙，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家伙有麻疯病嫌疑！他父亲就是个麻疯病人，解放
前被烧死的。道县有个卖麻疯的传说，其实是迷信，说是麻疯病人跟谁有了性关系就把麻疯病卖给了谁。卖麻疯人人愿意，买麻疯谁都不愿意。他们又把扯脱的裤子
不情愿地穿了起来，口里骂骂咧咧地说：“屌你老母亲的！不搞了，不搞了，天都亮了。”
太阳出来以后，这帮人把四肢冰凉、脸皮浮肿、气息奄奄的李金翠抬到了本队老单身汉陈高月家，强迫她答应嫁给陈高月。陈锡位对陈高月说：“高月王八蛋，得了这个女人就是得十回麻疯都值。”当晚，李金翠又遭到陈高月的蹂躏。
李金翠恢复神智后，寻找机会，逃回了娘家，总算捡回了一条命。腹内胎儿却流产死去。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粗一看清一色贴着贫下中农的标签，个个“根正苗红”。细查一下，不对了，问题来了！让我们按照轮奸的顺序看看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一号 陈高友，外号“青狗”、“黑手”，赌徒。
二号 陈登义，外号“番薯脑壳”，原系大队贫协主席，因贪污被免职，是杀害陈高肖等人的主要杀手。
三号 陈锡位，此人五毒俱全，57年搞封建迷信受过批判，60年任大队党支部副支书，又因贪污公款、强奸妇女、逼死人命判刑8个月(因为是“五风”中犯的错误，领导上负了主要责任）；66年又贪污公款，聚众赌博。文革中，当了大队造反派的头头，伙同他人共杀16人。
四号 陈高和，文革中，挟嫌报复杀害一名郭姓社员。
五号 陈吉光，当时较年轻，只有十五、六岁，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
六号 陈高仇，赌棍；58年曾故意毒死生产队一塘鱼。
七号 郑××，二流子，溜打鬼（游手好闲之徒）。
八号 陈××，赌徒。
九号 陈××，曾贪污公款。
十号 陈登积，外号“赶山狗”，惯偷，曾偷宰过生产队的耕牛。
十一号 郭发清，赌徒，原道县二中“红联”头头。
十二号 陈高辉，麻疯病嫌疑者，曾奸污过妇女。
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笔者在道县采访中多次听到当地农民说这么一句话：“那些乱杀风中，跳得高的，杀人强奸的，除了充
积极图表现的，都是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正而八经的作田人，哪个去做这些空头路。”录之，愿后来当政者，再思，三思！
我们在田广洞采访时，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这帮人曾不止一次深更半夜敲过地主女儿陈紫珠（已被杀害）的家门，要开她的“大锅饭”。陈高仇
还恬不知耻地说过：“陈紫珠这个地主婆生得好漂亮啊，我看见了就想搞。如果让我在大路上碰到了，我就要在大路上搞她；要是讨了她做老婆，我三个月不吃饭都
是饱的。”至于这个“大锅饭”到底开了没开呢？陈紫珠已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要查清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做下的事，怎么会查不清楚呢？
但是，处遗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也只好“民不举，官不究”了。
只是，太过于欺负死人！
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相关材料中看到，田广洞大队的杀人行动与下蒋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朱芬祥有直接关系，朱于1967年8月25日亲自来到田广洞，召开大队干
部会议，煽动部署指示杀人。田广洞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2人（其中自杀5人），其主要责任人是大队副支书陈登禄、民兵副营长陈高信、大队支书陈东
旺、民兵营长义正禧等；其中陈登禄和陈高信二人为首杀害16人，并多次参与强奸、轮奸妇女。有揭发材料称，该大队民办教师贺剑华就是被陈高信一伙轮奸后自
缢身亡。
道县大屠杀中，四类分子家庭男人被杀，女人被强奸、轮奸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强奸、轮奸杀人是道县处遗工作中明文规定要进行追究的四种案子之一，但对于
在“乱杀风”中犯有强奸、轮奸罪行的人，只要不是杀人夺妻、杀人夺女，或者强奸杀人的，一般不予追究。何况还有不少被害人后来与强奸者成了夫妻，生养了儿
女，当年的老账就更不好怎么算了；也有一些被奸妇女，因为顺从了施暴者的淫威而得以保全性命，现在再追究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杀人的事都要宽大，
强奸、轮奸的事情追究起来还有个头？不如干脆网开十面，统统宽大。像李金翠这样被“开大锅饭”，最终保住了性命的应当要算比较幸运了，惨遭强奸、轮奸，又
惨遭杀害，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下面笔者再讲一个发生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白露塘大队的故事，被害者陈国珍，女19岁，家庭出身地主。
再过几个月，等到秋收以后，陈国珍就要出嫁了。按照道县当时的习俗，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到男方家里看过了家，男方也来她家下了定，良辰吉日也定下了，只等收
过晚稻就热热闹闹地送亲迎亲。男方的家境不是很好，但陈国珍不看重这些，她看中的是男方是个贫农，这一点对她太重要了，这一辈子最让她伤心的事就是投胎时
不小心走错了路，投到了地主家里，吃了多少亏，怄了多少气，搞得一辈子伸不了头。嫁了过去，自己就是贫农家的人了，再不是地主了，将来生了孩子也是贫农，
这一辈子就能伸直腰杆子做人了。一想到这一点，陈姑娘就盼望日子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陈国珍的父、母也很高兴，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了，又把她嫁到了一个好人家屋里，总算了结了一块心病。当然还有好多心病没了，但那是没办法的事，只能慢慢
熬，慢慢了。现在陈家父母主要任务就是节衣缩食，为女儿置办嫁妆，要尽可能地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嫁过去，免得到了婆家以后怄气。
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生活目标也很小，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辈子能够吃饱饭，穿暖衣，把儿女养大成人，对北京、长沙、道县，甚至公社里发生一切都不懂，更是不敢去关心……
但是——高高在上的命运之神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如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一定是前世做过极大的恶事，不然绝对不会受到后来那么可怕的报应！幸亏从古到今，积善之家灾连祸结，作奸之徒福寿双全的事屡见不鲜。不然陈家真是死有余辜了。
1967年8月25日，岑江渡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启富和公社秘书莫荣星到了白露塘大队。紧接着大队上就召开会议，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富了。说杀就杀，把大队上的几个分子（包括子女）拖出去，一声喊就杀掉了。陈国珍的父母也在其中。
父母被杀以后，陈国珍被本大队基干民兵张恩仲、张先华等人关押起来，开她的“大锅饭”。据知情人说，当时陈国珍双手死死地护着身子，哀求道：“求求你们
了，不要这样，我还要嫁人的……”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说：“你这个地主婆还想嫁人，你男人早就不要你了。”上来拉的拉手，压的压腿，把陈国珍的衣服剥光
了……一连两天两夜，这班畜生在陈国珍的身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赛看谁搞的次数多！
陈国珍之死，说起来或多或少又与苑礼甫有一点点关系。需要郑重申明的是，苑礼甫与陈没有任何瓜葛，也没有指示或者批准杀陈，但是陈国珍所在的白路塘大队属
苑副区长管辖，苑副区长考虑到祥霖铺区杀人进度大大落后于形势，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来“补火”大杀三天。这样一来，白路塘大队就必须要再杀一批
了。陈国珍在劫难逃，上了“补火”名单。
8月28日，白路塘大队“补火”杀二批时，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躲着陈国珍不见面。因为在轮奸陈的时候，他们说过保证不杀这样的话。陈国珍被押去杀场时，总在问：“恩仲哥呢？他说过不杀我的。”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头头说：“谁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莫想用美人计来破坏我们贫下中农队伍。”
据说这个陈国珍就是一个妲己，九尾狐狸变的，骚风大得很，杀她的时候，好多平时革命性蛮坚决的基干民兵都畏畏缩缩，不敢向前。一个民兵闭着眼睛捅了一梭
镖，捅进肉里还不到二寸深，副大队长张启胜看着这帮不争气的家伙，心里恼火得很，大吼一声：“闪开点，看我的。”一把扯下陈国珍的裤子，把梭镖对准阴道，
用力一桶，足足捅进1尺多深……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类似陈国珍这样的案例不是绝无仅有，例如：上关区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妇女黄兰根被本大队4个民兵轮奸后，用梭镖捅进阴道杀害，她3岁的小儿子被杀人凶手拎着小腿甩出去活活摔死。
又如：（1967年）8月25日，道县公安系统的一名干部，拦住午田公社一个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妇女，拖到茶山上强奸。奸污之后，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居然
将一根雷管塞进该妇女的阴道引爆，因为雷管的爆炸力有限，下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妇女没有马上死亡，在受尽凌辱的地方，扭动哀嚎，血尽方死。事后，该干部造
谣说：“这个女人的阴囊里藏了一部微型电台，电台爆炸把她炸死的。”本案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不足，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施暴者头上，但该妇女如此而死却是
不争的事实。揭发材料、地点、人物写得清清楚楚，认真去查，应当不难水落石出。
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手不能书。作为一个中国的女人太可怜了！作为一个中国的男人太可悲了！我们没有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母亲从产道里诞生的，为
什么会对女性的生殖器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据说像这样用破坏女性生殖器的方式强奸杀人的现象并非道县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该不会是中华民族的专利
吧？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细思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从上到下对暴力的崇拜。二是长久以来对下层人民的性禁锢和性压抑；以至造成了全民
族的性心理扭曲。三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女性视为一种财产，当这种财产不能据为已有的时候，大致狭隘的民族心理促使我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仇恨它、破坏它。自己得不到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我在前面讲过，道县大屠杀中被杀者男女比例3.5:1，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贫
下中农光棍需要老婆。说得更本质一些就是，这一批女人作为“革命胜利”的财产，首先考虑的是分配问题，没有价值分配的、不能分配的、不便分配的，或自己拒
绝被分配的，这才考虑杀不杀的问题。而一旦决定要杀的时候，首先要毁灭的就是她身上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
然而，为什么这些女人被害前竟无一人问过一句：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何代余在文革“杀人风”中出了大名，确切地说是在这次处遗工作中出了大名，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吊高楼大队杀人杀得特别多（仅
杀16人），而是因为他把贫协主席给杀了。整个道县杀贫下中农的不少，杀贫协主席的仅此一例。因此也就进了道县文革杀人十大特色案例。
何代余土改以后一直担任吊高楼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何支书也没什么更多的毛病，有时候喜欢搞搞女人，有时候喜欢多吃多占一
点，这也不是他当支书以后才有的毛病，是万恶的旧社会留给他的呀。看人要看大节，要看听不听党的话，阶级立场稳不稳，这个方面何支书绝对大节不亏。
1964年，农村搞“社教”，大家都不提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提了他的意见
，清了他的账，还打了他一记耳光，杀了他家的一头猪搞退赔。老支书的心都碎了：上级领导批评我，那是帮助我、教育我、为我好！你何代井是个什么东西，过去
我没少关照你，你恩将仇报，打我耳光，杀我的猪！
到了文革杀人的时候，何支书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时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不听党的话的坏家伙也要搞掉个
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亮我们吊高楼大队！”老支书文化不高，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阶级敌人”要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召开支部会研究杀“四类分子”时，专门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活，何代余批评他
阶级立场不稳，与四类分子串通一气，声言再不端正态度就要对他实行“革命纪律”。又坐下来与何代井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革命青春，提着明晃晃的
马刀，村里村外赶着杀人，成了吊高楼大队一个众人瞩目的杀人英雄。等到四类分子消灭得差不多了，上面也指示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何振
树、文革主任何代新开了一个核心会议，研究解决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的问题。三个人一致认为不除了何代井吊高楼大队不得安宁！但是这家伙比
不得那帮地富，就这样去抓他，他性子烈，只怕会拼命。老支书提出了一个智取何代井的办法，哄他到大队部来分花生和红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将他拿下。
果然何代井不知是计，听说有花生、红瓜子分，早早地就担着一担箩筐来了大队部。趁他坐在门廊里抽烟时，何支书一声号令，三个人一拥而上，一顿锄头扁担，打
断了何代井的手脚。何代井束手就擒。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罪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何支书叫人牵来一
头牯牛，把何代井已经打断了的腿用索子吊起，倒拖在牛背后，象拖犁耙那样，拖到两里地外的尖尖岭处决。一路拖去，何代井背上的皮肉全部拖溶了，像个紫红色
的泥球。这条路我们去看了一下，还算是比较平坦，只有一小段碎石荆棘较多。当年不知怎样？
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一阵乱打。
其实已经有点多余。
现在，何代余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公社，现在应该叫乡党委，根据党的政策，一人犯法一人当，不能搞株连，任命他的儿子子承父业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关于吊高楼大队杀人行动的来龙去脉，处遗工作组有一份专案人员与何代余的谈话记录，实录如下：
与吊高楼村支部书记何代余的谈话记录
（1985年×月×日）
“乱杀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大队一开始并没有杀人。古历7月初十（阳历8月25日），在大队部值班的何代桂跑来告诉我和文革主任何代新，说（上渡民兵）
指挥部何仁升打来电话，问大队上杀四类分子的事，代桂跟他说还没有杀。仁升说：“别的大队都杀了，我们大队怎么还不杀？”我听了以后决定开个干部会研究一
下。当天中午开的会，有10多个人参加：我、何代新、何振树（民兵营长）、何代英（大队会计），还有何荣理、何代桂、何昌明、蒋小小、何荣璜等人。主要就
是研究杀人的事。我在会上讲了，上头已经开了口，我们要坚决执行。团支书蒋小小说：“杀就杀两个调皮的。”我讲：“杀哪两个呢？”蒋小小讲：“你看何代
璜、何代奎、何昌仁这三个要不要得？”我讲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当时代璜、代奎在外面搞副业，不在家。民兵营长振树派荣理带人去抓。代璜在赤竹源
抓到的，代奎在岑江渡抓到的。昌仁在家里未走。最后这三个人一起用鸟铳打死的。我记得开群众大会，是荣理吹的哨子，我在会上讲了话。也没讲别的什么东西，
总是上头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代新在会上宣布的死刑，他说：“我们大队没有杀人，落后了，今天我们要杀几个调皮捣蛋的……”他讲了以后问我还讲不讲几句，我
讲：“我同意杀这三个人。”振树就指挥民兵把三个人牵了出去，用鸟铳打的。代英打代璜，代新打代奎，昌仁是民兵一起打的，何仕吉负责补的火。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后背山召开干部会研究的，还是原来那些人参加。那是古历7月十三（阳历8月28日），当时接到公社电话，说区里（上渡民兵）指挥部下来人督战
了，批评我们大队“进度最慢”。开会的时候，有的生产队干部有意见，认为他们队杀了人，别的队没有杀，互相吵了起来，说是要杀就一起全部杀光。我看到这个
情况，就开口定了6个人。后来杀了9个。6个大的是我开的口，3个小的是女的抱起去的。大的是何代全、何代勋、何建新、何时佑、何荣球、何三苟。小的是时
佑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还有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时佑的媳妇抱着他的孙子不放手，是振树从她手中抢走的。一起拖到河边上去杀的。杀的时候，去了四、五
十个民兵，由何振树带队。
6个大的是杀了以后，丢到河里去的，3个小的没有杀，就那么丢到河里去的。
杀代井的事我确实有责任，说我报复杀人我不同意。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觉悟还不会那么低，去公报私仇。杀代井是何振树首先提出的，我同意的。有人说振树
想杀人夺妻，这个我不清楚，组织上可以去调查。我同意杀代井是因为他在大队上起破坏作用。他这个人如果不是个贫农，比那些地富还要坏蛮多，群众对他意见很
大。我不是为自己辩护，领导上教育我们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我就是忠诚老实，有什么说什么。组织上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愿意接受。
吊高楼大队还有一个杀人案例在道县也很有名，名气甚至大过大队支书杀贫协主席案。它也被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列进了道县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一个大队出了两件这
样有名的案子使得吊高楼村的知名度也跟着大大提高了。记得笔者第一次去吊高楼采访时，在县里问一位朋友去吊高楼怎么走好，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哦，那个
老公杀老婆的大队哦……”
这个故事由于流传很广，多个人跟我讲过。当时笔者曾记录如下：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村上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相貌堂堂；女的是地主子女，漂亮贤淑，能歌善舞，特别还是一个初中生。初中生在当时的道县农村要算是中级知识分子了。两人结婚三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
1967年8月26日，女的听得信，娘家被抓了很多人捆在大队祠堂里，便急忙赶回娘家久佳大队去看，结果被久佳的民兵一起抓了。时逢女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久
佳山路过，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久佳的民兵抓起了，你还不去救她。”男的闻讯赶了去，看见妻子五花大绑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妻子见他来，以
为有救了，没想到他却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躲到了一边，远远地站着。当久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头头问他：“你看怎样处理？”他竟答道：“还不
是和他们（指关在祠堂里的其他四类分子和子女）一样，由你们处理算了。”
女的被久佳民兵们牵走处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醒了过来。久佳大队的干部一商量，她已经嫁给了贫农，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了，还是交还吊高楼大
队处理为好，于是又把女的送了回来。照说久佳大队都网开一面了，吊高楼大队更应当“法”外施恩，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丈夫，这位贫农的儿子却铁
面包公一般，一点也不肯徇私情，坚持要杀。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崽了，不信，你用手摸摸，还在动哩！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卫
生院检查……”丈夫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他亲自把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捆得像个端午节的棕子，与其他一些被害者一
同送上杀场。杀他老婆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把眼睛看着他不动手。见别人不动手，他抄起扁担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旁边两个民兵，见他动了手，
一个一石头，一个一鸟铳……这个年轻美貌的少妇，就这样死在她的丈夫手里！
此案我原把它认作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案例，然而后来又去道县补充采访时，一位道县朋友转给我一份女方遗属的告状信，信中说：
“我姐姐杨金桂，1964年与祥霖铺公社吊高楼村能仔结婚，三年不生育。熊仔怪我姐不能生育，1967年道县刮‘乱杀风’时，与其叔商量，要乘这个机会除
掉我姐。他们将我姐骗到野外，其叔首先用鸟铳开枪，姐姐中弹倒地，能仔用马刀连砍我姐数刀，认为死了，就回了家。半夜我姐姐苏醒过来，拼命跑回娘家，被人
发现，又送回到吊高楼。丧尽天良的熊仔，借口我姐姐是地主崽子，用鸟枪将我姐姐活活打死。”
看完告状信，感慨万千。当年的采访工作粗糙啊！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对杀人动机一般不作深究的因素。记得一位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曾对笔者说过：“一般情
况下，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证据，对杀人动机都不作过多的追究，要是深究起来，想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如炸雷在耳。
对于此案，我在初稿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看来无法想通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无法想通的原因。
幸亏我原来的记录除杀人动机外，基本事实出入不是特别大。
特补充更正并说明之。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沉思，迷失在人性的迷宫之中。人们常说贪婪和恐惧是人性不可逾越的两大弱点，然而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哪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呢？
对于这位曾经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前女民兵，每当我回忆起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她，坐在阴暗潮湿的灶屋里，佝偻着背，费力地剁着猪草时的摸样，心头总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那一声声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听上去分不清是“杀、杀、杀”，还是“苦、苦、苦”。
她当年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的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肠的婶娘。姑娘的父母是怎么故去的？是土改以后
生病死的？还是其他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在采访时疏忽了，这实在太不应该！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我们观念的局限性，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杀人者和被杀者生存
状态的重要性，后来虽然想尽力弥补，但时间和机会上有都错过了的感觉。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土改时，姑娘家划的是贫农，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没两
年，姑娘的父母相继死去，婶母收养了她，给了她母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使她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婶母待她如亲生女儿，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要求，生怕对不
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其实婶母的家境也难，特别是61年丈夫得水肿病死了以后就更难了。但是，道县是一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份，道县人只要家里揭得开
锅，都会千方百计送子女去读书，婶母家成份高，感觉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老弟是贫农，就没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而是节衣缩食，送她去读书，使她能识文
断字，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使她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绿水中渐渐长大，长齐了一身鲜亮的羽毛，惹得远近的乃崽们直咽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得成大学！一个农村姑娘能长成这个样子
确实不容易。出工时，总有那么几个大胆的青皮后生寻着她撩撩打打，开那种叫人生不得气又不得不生气的玩笑。不过姑娘们都喜欢这个，没人打打撩撩，没人开玩
笑，那才是真的叫人伤心呢。
但是，姑娘也痛苦的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婶娘原来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地主婆！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贫下中农的女儿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有人说：“这婆娘心肠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不杀算了。”于是，就决定不杀算了。
但是，待到行动时，却见姑娘亲手将婶娘捆来了。大队民兵营长看见了，老远就喊：“搞错了，不是说了不杀你婶娘吗？”姑娘说：“没错！什么婶娘，阶级敌人！亲不亲，阶级分。农夫可怜毒蛇，结果被蛇咬死了。”把婶娘推进要杀的人中间，押到地窖边上。
婶娘到此时还心存一丝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马刀、面若严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满是泪水的老眼
闪着难言的哀痛，象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这多年的养育之恩，放她一条生路。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
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象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好大的手劲啊！婶娘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溅落在窖边的青草
上……
这不是杜撰的细节，本文中没有杜撰的细节，只有无法杜撰的细节，一位向笔者讲述杀人情况的目击者叹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脑壳落了地，眼睛还不肯闭上，还在流眼泪！”
姑娘杀了婶娘之后，又参加了后来的杀人行动，亲手杀了6人。
后来，姑娘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年道县女孩结婚都比较早，一般在18到20岁之间，姑娘那年18岁，已经定了亲。解放前，这里和全
国其他地方一样，男婚女嫁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命不相克。解放后，废除了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但农村老一套习俗还是变相存
在。首先是媒人介绍，然后是相亲，男女双方通过媒人，约好时间地点，一般在闹子上见面，或远远偷看，并有家人同行参考，双方满意就进饮食店吃餐便饭，或者
看一场电影等等。接着是看家，女孩由母亲或嫂子陪同到男方看家，考察男方的房子、家产等等，如果对男方家境不满意，女方会托媒人退还相亲时的花费；如果同
意了，男方会打发每人一个红包。第三个程序就是压样子，即男孩在媒人陪同下，提一个篮子，篮子里装上印花粑粑，九个鸡蛋和九块钱（当时鸡蛋5分钱一个），
蛋也可以用红薯代替，篮子里还放着男孩的鞋样子，以便女方依样做鞋。第四是下定，男女择吉日和表兄或堂兄挑一担定礼到女方家，定礼有对鸡、对鱼、蛋、糍
粑、衣服、九斤猪肉，还有礼金29元或39元不等，一般99元最为阔绰了。定亲后隔一段时日，男方备彩礼和礼金连同用红纸写好的结婚佳期，用红漆盒装着送
到女方，这就是“送日子”。最后才是热热闹闹的送亲迎亲。在以上过程中，女方反悔要退还男方一切花销，男方反悔礼金礼物一概不退。
姑娘已经定了亲，也就是下了定，可见男方已经花费不少，但是即便如此，男方父母仍然决定就是礼金不退也要退婚。老人家认死理，夫妻间的事难说没有磕着碰着
的时候，万一哪一天半夜三更她革起命来就糟透了！有得此一举，附近几十里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以至后来到了三十来岁，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的农村中，
已经是嫁不出去的年龄了。再后来，外县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三十大几还没有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杀人的事瞒得铁紧。她老公对此毫
不知晓，若知道身边睡着个手刃七命的女人，恐怕一刻也不敢安眠。笔者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更是可怜她丈夫。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
后一个。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想当年，许多出身高门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亲手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
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憎而又可怜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
据说这一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进场以后，曾把她找回来问过情况，问起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婶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地说：“我癲（疯）了，完全癫（疯）了！”
笔者有幸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此还能具有一点理解能力。笔者的一个熟人，外号“猴子”，父亲是长沙铁道学院一名教授。虽然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前、文革
中都是利用和改造对象，但猴父好就好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因此文革初期，大批老师、教授，包括学院领导都受到冲击，被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他竟能安然无
恙，甚至连批判他的大字报都没有一张。问题出就出在亲生儿子“猴子”身上，他把父亲说给他听的那些只有血肉至亲之间才肯讲和才敢悄悄讲的大实话揭发了。结
果猴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含冤而死。“猴子”也从高知子弟变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还要加上一条直系亲属中有“关、管、杀、逃”人员，下
放农村后，招工没份，招生政审不合格，就连在农村中安排个松泛活（比如当个民办教师之类）也不考虑他。最后，1976年知青大返城中，总算病退回了长沙，
安排在一家街道厂子当普工。同学同学看不起他，家人家人不接纳他，自己自己肠子悔青，至今仍然光棍一条，靠着6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子。送了爸爸一条命，
毁了自己一辈子，类似这样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谁的身边没有发生一件两件的。都是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然后在这癫了的后面，是我们想得到点什么，还是别人在利用点我们什么？记得多年以前，我们还年轻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猴子”，“猴子”正色道：“请你不要问这些事，我求你了！”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