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 32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与何聘之老师情况类似的还有道县二中的李景熙老师。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员，1920年出生，1967年8月29日遇害，享年47岁。
李景熙老师194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献身教育事业，1949年在道县二中开始教书生涯，1953年调道县一中任教，1958年调回道
县二中，担任高三数学把关老师。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工作特别敬业，做人极其低调，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家长信赖的好老师。”

李景熙1965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漏网地主”，1966年9月文革开始以后，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县祥霖铺区新车公社桐溪尾大队劳动改
造。关于这一点，笔者开始有些疑惑，为什么“社教”定了案不马上处理，要拖到文革开始以后才处理呢？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解释道：“这叫‘社教定案，文革处
理’。这个现象在道县很普遍，因为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5年8月全面展开的，当时零陵地委从各县抽调了近5000名干部，在道县成立了社教总
团，下设10个农村分团和1个城关分团。是作为重点样板来搞的。准备在这里取得经验，在全地区全面铺开。整个运动分两批按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发动群
众，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步，帮助领导自觉革命，教育干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组织职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阶级，开展对敌斗争；第五步，进行全
面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得比较突然，1966年文革开始时，社教工作刚刚进行到第四步，到1966年8月社教工作宣布结束，第五步尚未真正开始，因此大
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进行处理。”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时候，李景熙大概有30岁了，从年纪上看，划地主分子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教书，没有参加家庭的剥削活动，没有吃剥削饭，为什么还是定了个漏网地主呢？”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当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农村的事情，不能用城里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师这个情况在当时定个漏网地主，理由多得很，
随便抓一两条就够了。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说李老师没有参加剥削活动，我问你，他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家里剥削来的钱，还不是吃的剥削饭？哈哈，这
些事情讲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现在全部都平反了。”
1966年9月27日，李景熙戴着漏网地主的帽子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队。
桐溪尾位于道县、江永交界处，夹在都庞岭和铜山岭之间，从江永县凉伞界发源的永明河（淹水）从这里入境。清澈见底的永明河，两岸杂树丛生，风光绝美。这条
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4吨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节也可通航1到2吨重的木船，顺流而下，可到道江镇，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县城，是一条重要的
水上通道。解放后，大兴水利，沿河修筑了好几条滚水坝，已经基本上无法通航。好在从道县到江永修了一条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无伤大雅，反而因为滚水坝
的修筑而凭添了一道风景。
滚水坝是湘南农村沿河村寨群众修筑的一种水利工程，因为这些河流一般都比较浅，当地农民选择河床中比较平坦的地方，夯入两排松树木桩，将从两边山上采来的
数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块，用泥橇沿山坡拖下来，垒在松木桩中，筑成一道高约四、五尺的拦河堤坝，提高水头。水枯季节，水拦在坝内，雨水充沛时，河水可以
从坝顶上滚过去，不致泛滥成灾，当地农民很形象地将之称为滚水坝。滚水坝，滚水坝，就是水可以从上面滚过去的水坝。
滚水坝两端靠河岸处一般都留有过水的缺口，缺口处安着一种古老的提水设备——筒车。筒车状如一个巨大的车轮，木制，直径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轮沿有
薄木板做成的叶轮片，并按一定的倾角安装若干粗大的楠竹筒，这种楠竹筒就是所谓取水器。水从缺口中流下，冲击叶轮片，带动筒车转动，楠竹筒随着车轮转动，
将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随车轮转动过顶部，由于竹筒的倾斜度，水从筒中流出，注入岸边水平放置的木槽，从而完成一个取水、倒水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河水源
源不断地被提起，灌溉两岸的农田。有史料记载，早在南宋时期这种古老的自动提水工具已在当地农村出现，迄今应有千年历史。笔者在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
中，曾读到关于它的描述，第一次见到实物则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记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脏就猛然收紧了，被蕴藏其间的伟大智慧和岁月积淀强烈地震撼，不由自
主地放慢了匆匆赶路的脚步，好让心沉下来慢慢体味。当时已经开始进入枯水季节，坝顶上失去了往日哗哗滚水的壮观，只有少量河水缓缓漫过，沿筑坝石块的缝隙
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坝体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静静、波澜不惊。眼看着滚水坝两岸矗立的两个筒车缓慢之极地转动着，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咿咿咔咔的声响，
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怜的水艰难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担心它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转不动了，甚至会因不堪重负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种杞人忧天
式的担心有些多余，它转得再慢也绝对不会停止转动，它响得再沉重也绝对不会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艰难也绝对不会停息……
李景熙老师回村以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几十年来很少干过农活，确实很难适应，幸亏思想上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准备，再苦再累还能扛得
住。再说毕竟教了几十年书，有些关系不错的学生暗中多少有点关照，二来手头多少还有几个积蓄，三来亲戚里面还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产队、大队当点小干部的人
对他还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过得比当地农民差不到哪里去。当然，不能跟在县城里当老师的时候比。人呐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这个道理到哪里都能活得下
去。只是开四类分子训话会时，要他参加，要低头认罪，有时间还要跪一下台子，受点体罚，一开始不习惯，脸皮撕破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但有一条李景熙老师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习惯，就是一年到头吃红薯。那个年头，由于粮食不够吃，农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红薯是很正常的现象。李景熙半路出家
干农活
，劳动力不行，生产队照顾他，勉强评了个8分的底分，相当于一个妇女劳力，底分低，挣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谷子就少，谷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红薯。他有
个教书时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红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分，没有粮食分就连红薯都
没得吃。这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懒耍奸，偷懒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开会批斗。人活一张
脸，树活一张皮，谁愿意跪在台子上让人指着鼻子骂？人呐就是这样生得贱，在县里教书的时候，胃痛起来，躺在床上，捂着热水袋还痛得冒冷汗，而这时候，只要
咬紧牙关，往太阳地里一站，立刻就会好了许多。
万幸的是，李景熙老师的胃病并没有因为天天吃红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减轻。农村里有一句俗话说：“细粮养病，粗粮养人。”看来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1967年8月，屈指算来，李景熙老师遣送农村将近一年了，他已经开始适应新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精精瘦瘦的农村老头。对于组织上把他划为“漏网地主”，他也从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到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他在写给大队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中说：
“自己虽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读书，没有参与地主家庭的剥削活动，但是从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饭，所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剥削的贫下中农的血汗……更何况
我在出外读书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家庭的收租记账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地剥削活动。从前我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只承认自己是变相地吃了剥削饭，现在我才
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靠吸食贫下中农血汗养活的寄生虫。认清这一点对我而言，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必须从认识自己的反
动本质、承认自己的反动本质做起。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到，组织上把我划为‘漏网地主’，是我剥削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组织上对我最后的教育和挽救。伟大领袖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作为一个吃剥削饭长大的人，思想深处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改
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决心在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监督、教育、帮助下，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洗心革面，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
主义新人。”
然而乡亲们却仿佛忘记了他是上面交下来监督劳动的阶级敌人，甚至有些有糊涂观念的人还认为：“李老师人品好，学问好，这号人上面迟早会收回去的。”无论是生产队还是乡亲们个人有什么需要舞文弄墨的事总会第一个想到他，因为这些事情李老师搞得好。
这时候，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1967年）8月24日，新车公社秘书张光汉、公社武装部长蒋良椿等人主持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五巨
头”会，煽动、部署杀人。桐溪尾大队支部书记李成龙、民兵营长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结梅等人参加公社“五巨头”会议以后，回到大队立即行动，将四类分子控制
起来，但没有马上杀。
8月26日，公社书记陈平日带着公社秘书张光汉来到桐溪尾“检查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很不满意。陈平日说：“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到敌人搞起暴动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听到陈书记的批评，桐溪尾大队马上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进行讨论，决定将“调皮捣蛋”的杀掉4个。这4个里面没有李景熙，因为李景熙表现得实在太老实了，一个三岁小乃崽骂他，他都陪着笑脸。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杀掉第一批4个“阶级敌人”以后，上渡民兵指挥部又派民兵下来来督战，说是区里指示还要抓紧时间补火再杀一批。大队再次开会讨论杀人的事。会上，文革主任
李结梅提出：“光杀这4个不行，革命太不彻底了！这些都是凫头鱼，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鱼捞出来，这些家伙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
定再补10个人的火。这10个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网地主”李景熙。
名单报到公社审批，公社书记陈平日说：“贫下中农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镜，阶级敌人不管你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镜一照，就原形毕露。”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为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李景熙老师的儿子李冬德向笔者讲述了父亲遇害的情况：
“1967年农历7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风是从四马桥那边刮起的。一开始，祥霖铺这边还没有杀人，还在酝酿阶段。我父亲在祥霖铺圩场上赶闹子的时
候，碰上一个在生产队当干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跟他说：‘老李，你听到消息没有，上头来了新精神，又要杀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亲
回答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不要听信谣言。党给我们戴上帽子，是为了促使我们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只要我听党的话，改造得好，
我相信头上这顶帽子党迟早会给我取脱的。’话虽是这么讲的，但我父亲心里还是不踏实，到底还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比起乡里的那些个土地主还是多点见
识，回到家里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讲给我母亲听了。我母亲听了很着急，对我父亲说：‘看来这杀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风（谣传），你戴着帽子，还是想办法躲出
去好。’我父亲说：‘躲到哪里去？躲到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再说我躲出去了，你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这一辈子
没有希望了，还要为孩子们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响他们。我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这么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杀地富，也会有个区别对待，总要有现
实活动才会杀吧，总不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要杀。’平时，我母亲蛮信我父亲的话，可是女人家的直觉有时就是比男人准。当时我母亲就说了自己心里还是感觉得
很不安然。我父亲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安也罢不安也罢，只有听天由命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卖力），说话要更加小心，千万别让
别人抓住什么小辫子。’可怜我父亲以为不让人抓住小辫子就能保命，做梦都没想到会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没过几天，就被大队上的民兵捆走了关在大队部。
当天晚上，杀了4个人。这是我们大队杀的第一批。这一次没有杀我父亲。我父亲他们十几个人陪斩，杀完人以后，又牵了回来。杀的4个什么人，我不太清楚，因
为我当时不在桐溪尾，我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里说不定也会杀了。听说杀的4个都是年轻力壮的，说是分子，其实都是子女。
“杀了第一批以后，我父亲他们这些没有杀的，关在大队部的仓库里。农历7月21日，上头来人督促杀人，说是要‘补火’。当晚，桐溪尾大队在小学校的操场里
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了我父亲等10个人的‘死刑’。当晚没有杀，第二天上午9、10点钟杀的。我父亲死蠢，要杀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晓得了，是他从前的一个
学生，在大队当基干民兵，偷偷给的信：‘李老师，明天可能会要杀你了，你要想办法赶快逃跑。’”（这位学生可以说是冒了血海般的干系，因为在大队讨论杀人
时，已公布了纪律，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待叛徒的态度，比对敌人还更严厉，敌人可以只杀1个，叛徒要杀1家。）我父亲
说：‘我不跑，我没有罪，我热爱毛主席，我相信党的政策。’就这样把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给错过。其实当时要逃跑容易得很，那个关人的地方是临时改的，跟真
正的牢房没法比，窗户棂子都是木头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脱。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们今天的日子也要好过得多。”
“是不是你父亲害怕他一逃跑，会给你母亲和你们带来灾难？”我问李冬德。
“哎——”李冬德长叹一声说：“就是这个意思啰。其实跑了就跑了，要杀我们，他不跑也会杀，不杀我们，他跑了也不杀。可那个时候，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第
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亲这些被杀的人不用说，杀人凶手们穿着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湿。牵到河边要杀的时候，我父亲还跟他们说，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
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说的那帮人都不耐烦了，其中有一个最没得水平的家伙，好像是个贫协的什么头头，对我父亲说：‘你讲笑话给鬼听吧，你热爱党、热爱毛主
席，党会杀你？’我父亲听到这个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说：‘那就快点动手吧，天下这么大的雨，你们也作难。’杀人凶手就叫我父亲跪下。我父亲说：‘我
没有罪，我要求站着死。’一个民兵说：‘胡说八道，天下哪里有枪毙人，还让站着的道理。’一脚踢到我父亲的腿肚子上，把我父亲踢得跪下了。我父亲说：‘我
有个最后的请求，求你们搞得干脆一些，不要让我再受磨了。’他最后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杀人凶手的满足。杀人凶手把鸟铳顶住他左边的太阳穴，一鸟铳，听在场
的人后来说，我父亲连哼都没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几个人也都是用鸟铳和马刀杀死的。杀了以后，埋都没埋，往永明河里一丢。当时抛尸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数，我们这些遗属没有人敢去捞尸，河里又修
了滚水坝，尸体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样，臭不可闻。有些尸体被冲到滚水坝上，有些尸体挂在岸边鬼柳树的根上，在那里烂成一堆白骨。”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岑江渡是一个好地方。它指的既是永明河（淹水）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又是渡口边那个美丽的村镇，还是沱江之西、永明河下游这一片丰饶富庶的土地——祥霖铺
区岑江渡乡。渡口上有一座三孔公路桥，长约百米，南北贯通道县的唯一一条国道从这里跨越永明河，经祥霖铺通向江永（县）、江华（县）。永明河在渡口下游成
大约80°的角度汇入沱江，因着两江交汇，江面便突然地阔大了。河道里包容着大大小小15个河洲，最大的叫洲子上，最小的叫郎巴洲。洲上古樟、鬼柳、翠竹
丛生，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丛之中若干条小溪纵横交错潺潺流淌，形成了河上有洲，洲上有溪的奇景。特别是江州边上的鬼柳树，春来水涨，树木浸在水中，向
上疯长，秋高水退，树根裸露出来，密密层层，错落遒劲，千姿百态。环洲江水，湛蓝凝碧，清明如镜，洲上树，天上云，空中鸟，倒影水中，随着波光耀眼的晃
动，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幻觉。当地老百姓把这里叫做两河口，是整个道州水系最宽最美的地方。笔者在道县采访时，曾假当地农民一叶扁舟到此一游，当扁舟
悄无声息地划入河洲青黛的浓荫中，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感觉到胸膛中那颗已经磨得起茧的心，在一种舒服之极的酸楚中慢慢地变软，慢慢地溶化……
朋友，我要讲的故事又要开始了！
这一次我采访的是岑江渡占甲完全小学。这所小学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了6名教师，被列进道县十大杀人特色案例。由于事情已经过去19年，被杀者早已死
去，杀人者也早已不在这里，所谓采访，实际上就像参观某个历史遗迹，实地感受一番罢了。尽管来前有所思想准备，还是感到十分失望，它太普通了，可以说毫无
特色，这样的小学在道县起码三、四十座，无论历史沿革还是学校规模，它都排不上队，唯一使它大大出名的就是文革时杀了6名教员。
据道县教育局的同志介绍，当时（1967年）道县的小学，分三个等级，第一等叫中心小学，全县大约有5所，这种小学一般都带有附属初中班；第二等叫完全小
学，简称完小，全县约有38所，基本上每个公社一所，这种小学1到6年级全有；第三等叫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全县约有400多所，这种小学一般只有1到4
年级，条件差一些开复式班，就是一个老师几个年级一起上课。中心小学和完全小学没有隶属关系，而初级小学一般按行政区划隶属完全小学管辖。占甲完小属第二
类。
占甲完小文革杀人的事情牵涉面很广，当事人互相推诿，好像很难说得清谁该负主要责任。处遗工作组经过多次反复调查，却出现了越调查越复杂的情况。好在本文
没有追究谁该为杀人事件负多少责任的责任，只是企图尽可能完整地将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并使之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这就好办多了。
先从第一个被杀害的周盛洪老师说起。
周盛洪老师因为家庭出身地主，文革开始时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斗争，触及灵魂的时候也被捎带手触及了一下皮肉。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严
重，但不会有他感到的这么严重，他这个人太内向，遇事想不开，爱钻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照理说把他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点抬举他了，一个师范
毕业生，算得哪一号知识分子？当然话又得往回说，当时道县大学毕业的有几个？县委书记石秀华初中文化，笔杆子县长黄义大也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说白了后面
4个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4个字，或者说后面7个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头的那一个字，是“无”还是“资”，这就决定了你是革命的还是被革命的。
这前面的一个“资”字把周老师的胆子吓破了。
他这个人平时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壳。这个性格又好又不好，不出事就好，一出事就糟糕。57年，县里把中、小学老师集中起来，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
整风，那样动员他，他硬是一点意见都不提，说来说去只有10个字：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好！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上，硬是没办法扣到他脑壳上去。这就
是好。你想想，他那个家庭出身，要是嘴巴上没有个站岗的，10个“右派”都打了。但碰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暴风骤雨，毛病就出来了。1967年8月22日，周
盛洪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吓得魂不附体，惶惶不可终日。其实那是杀别人，并没有说要杀他。下午两点多钟，他带着一根绳子，悄悄地溜出了学
校，到了岑江渡弯塘山，准备上吊。他在一个山坎边上，找到了一棵比较合适的树，把绳子挂上去，脚下垫了一块大磨碌古（圆形的石块），正要把颈根伸进去……
被山上采草菇的一个社员，常青大队的，叫何代修，看见了。何代修看见有人上吊，一边喊一边跑过来，一看，认得是周老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想不开，要寻短见。
周盛洪一边流泪一边说：“你莫管，让我清清静静的去。”何代修说：“那不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就大喊起来。这时候，山下巡逻放哨的两个民兵何代柱和
陈兴任被惊动了，跑过来，听到是这回事，也劝他不要犯糊涂。三个人左劝右劝总算劝得他回了心。何代柱和陈兴任还不放心，又把他送回了学校。
何代修回到大队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大队支书何代积。何代积一听，跳起脚骂何代修糊涂，脑袋里少根弦，阶级敌人畏罪自杀，你们不但不提高警惕，还要放虎归山。
因为常青和岑江渡隔得很近，又同属一个公社，何代积马上跑到占甲完小找到校长何卷姝，报告了周盛洪企图自杀的事情。何卷姝根正苗红，阶级斗争觉悟很高，她
一听感到事情非常严重，说：“周盛洪是个地主，问题很大，必须马上把他控制起来，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力量，是不是请你们大队出面，派人把他抓到公社
去。”何代积说：“这个好办。”马上就回去派治保主任何光忠带了几个民兵到占甲完小把周盛洪抓了起来。接着又打通公社的电话，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秘书莫
荣星指示：“捆在公社的电杆树上。”
因为周盛洪是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人，莫荣星马上打电话给上渡民兵指挥部，要他们火速前来领人。上渡民兵指挥部接到电话后，派祥霖铺公社人保员何世元带着一
个民兵，坐往返道江镇和祥霖铺的短途客车前来领人。这趟客车一天来回有好几个班次，所以回去的时候也是坐的这个客车。上渡在祥霖铺圩南面大概2公里的地
方，客车转过祥霖铺弯时，何世元等押着周盛洪下了车，步行去上渡。这时，周盛洪不肯走了，他跪在地上哀求道：“求求你们就在这里给我一个痛快吧!”何世元
说：“周老师，你不要多心，上头并没有叫我杀你，叫我把你带回上渡去。你不要让我为难。”但是周盛洪死活也不肯再走。何世元急了，一发蛮，和同来的民兵两
个人架起周盛洪，连拖带拽把他弄回了上渡。
第二天，经上渡民兵指挥部批准，周盛洪被押到狮子岭执行死刑。为了满足周盛洪昨天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何世元亲自用鸟枪将他打死。跟周老师一起枪毙的还有三个人，据说是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三个外逃的地富子弟。
占甲完小第二个被杀的是徐治身老师，也是个地富子弟。据说徐老师被杀跟周老师自杀有一点点关系，不是直接关系，是间接关系。徐治身和周盛洪在学校里关系并
不密切，就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来往很少，两个人性格不同，年龄也相差得比较大，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出身有问题的人走得太近了，会引起别人一些不必要的怀疑。
问题出在徐老师就是常青大队的人，因为周老师自杀的事，常青大队介入很多，周老师被杀他们也得了消息，所以（67年）8月25日常青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
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徐治身，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别的大队杀得，我们大队就杀不得么？大队支书何代积提了他的名。他说：“何校长说了，徐治身这个人思想
反动得很，这种人不能留在学校里毒害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另据知情人说：“别的地方杀人，怎么搞的我不清楚，我们公社（岑江渡）杀人，都是要报到公社批
的。杀徐治身是公社秘书莫荣星批准的。”
8月28日常青大队把徐治身从学校里捆了回去，当天晚上就杀掉了。
占甲完小第三个被杀的是何荣梓老师。
何荣梓老师是祥霖铺公社郎龙大队人。他的遇害得从苑礼甫说起，和苑礼甫没有直接关系，是和苑组织上渡民兵下队督促杀人有关系。前面我们讲过，8月27日到
29日苑礼甫搞了一次“大扫除”，组织了130来名民兵下到祥霖铺区各个大队突击杀人三天，全区63个大队，每个大队派两个，派到郎龙大队去的是何世诛和
何发苟，二何回到大队传达了区里的指示，大队马上召开会议讨论补火问题，因为头天（8月26日）大队已经杀了一批，一共9人，主要都是地富和地富崽子，还
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所以这一回讨论补火名单时，文革主任何荣月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这两杆子，保天下也
靠这两杆子。四类分子搞暴动、搞复辟，也是靠这两杆子，只杀地富不行，还得杀拿笔杆子的地富，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就定下了一个包括何荣梓在内
的杀人名单 ，一共20个人。
第二天，郎龙大队文革主任何荣月、副主任何代值等人派大队团支部书记何杨柱带了四个基干民办，到占甲完小区抓何荣梓。何荣梓在房间里被短个正着。何扬柱对
何荣梓说：“今天我们奉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之命，要接你回去接受批判。”何荣梓听了，大惊失色，但还心存一丝侥幸，答道：“既然要我回去，也要与学
校领导讲清楚，要他们同意才行。”何扬柱说：“好，你等着。”叫几个民兵看住何荣梓，自己去找校长何卷姝。何卷姝说：“大队要抓，你们就抓回去。我们坚决
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何扬柱回到何荣梓的房间里说：“学校领导已经同意，把他捆起来，带回去。”第二天（8月29日）何荣梓与其他19个人一起被
害。
与何荣梓同时被杀的还有占甲完小的另外一位老师何衍。何衍也是郎龙大队人，家庭出身富农。他可以算是第四个被杀的。因为看到周盛洪、徐治身两位老师先后被
杀的情况，何衍心里非常恐慌，他感到校长何卷姝这个女人有点阴险，想躲开她，反正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呆在学校里也没什么事，就请了个假，躲回了大队，
以为这样会保险些。没想到大队补火杀人，要杀笔杆子，也是在劫难逃，留在学校是死，躲回大队还是死。
第五个被杀的是蒋代益老师。确切的说，蒋代益不在占甲完小任教，而是在完小下属的赤坝塘初小（教学点）任教。他是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笔
者在道县采访时发现道县的中、小学教师中，出身地富家庭的人相当多，难怪当时一位县级领导在总结教育界现状时说：“十七年来（指建国的1949年到文化大
革命开始的1966年）道县教育界基本上是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是牛鬼蛇神当政，这种现象绝对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1957
年反右整风运动中，有299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教师队伍。1959年到1966年经济困难时期，有217名教师“自动”离职回家。社教
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209名中、小学教师被清洗出队伍。文革杀人事件中，有43名中、小学教师（含在职的和已处理回家的）被非法杀害，其中在职教师
34人。
（1967年）8月29日这一天，蒋代益老师一大早从赤坝塘赶到占甲完小，来领工资和粮食。因为校长何卷姝不在学校，没领到。他就到家住岑江渡的堂姐蒋桂
英家去借米，因为没米下锅了，同时也想顺便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况，他听得别人说，万家庄那边杀人杀得蛮凶，很为家里人担心，又不敢回家去看，只好到堂姐这里
来问问消息。正在量米的时候，蒋桂英婆家的哥哥来了，叫蒋代益快走，说：“你们学校的何校长放出话了，看见了你就要把你捆起来，送到公社去。”蒋代益听
了，吃了一惊，连忙提起借的米赶回赤坝塘去。
走到路上，正巧遇到了何卷姝，何校长好像一点事也没有的样子，还望着他笑，感到问题不像讲的那么严重。当时蒋代益就请何校长开个证明，免得在路上出事。何卷姝说：“现在开什么证明，你先回去再说。”
与蒋代益分开以后，何卷姝马上赶到荣房岭大队，叫大队贫协主席黄日恩派两个民兵，把蒋代益抓到公社去。两个民兵追到拐子岭，把蒋代益追到了，上去二话不
说，捆起来，直接押到岑江渡公社，交给公社秘书莫荣星。莫荣星又打电话给万家庄五一大队，通知大队来领人。笔者所记都是明面上的事情，至于背后谁人主使，
谁人策划，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笔者无权披露没有定论的内容。但每个人被害的后面都有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人影，比如说关于蒋代益之死就有材料揭发与万家庄
长兴完小校长黄熙圣有关，这个人的身影，我们在万家庄五一大队杀小学教师刘富才时见过。
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非常重视，专门派了李光余等7个基干民兵前去岑江渡领人。
李光余等人押着蒋代益，从岑江渡浮桥上过了永明河。那时，岑江渡还没有修成现在这座水泥公路桥（公路桥是1969年修的），渡口上是一架古老的连舟浮桥和
一座只有一艘平板渡船（只能载重一辆汽车）的汽车渡。过了浮桥不远，有一座供行人歇脚的凉亭。到了凉亭，几个民兵喊在这里歇口气，就在凉亭里坐下了。凉亭
年久失修，已经相当衰败，但基本架构还在，石柱青瓦砌成，路从凉亭中间穿过，两边是青石砌成的条凳，每边可坐十来人。石凳被过路人的屁股磨得清润光滑，摸
上去凉沁沁的。还有两口用青石雕凿的水缸，从前有些积善人家，烧了茶水灌在里面，供过路人解渴。
稍微坐了一会，一个民兵把眼睛看着亭顶好像感慨万分地说：“黄土堆里的千年屋，阳间世上的歇凉亭啊！代益啊代益，有些事情啊怪不得我们，是上头交代下来的，要找，你就找他们去……”
说着，几个民兵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牵起蒋代益往凉亭外的山上走去。走到一个小山坡上，一个民兵举起手中的鸟铳，对着蒋代益的后脑勺开了一铳。接着几个民兵一齐上，每个人开了一铳，帮蒋代益结束了最后的痛苦。
占甲完小被杀的教师还有一个叫冯一波的。冯一波被杀情况，笔者一直没能弄得清楚。他是一名代课老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了课，冯一波无课可代，回
了大队。他是理家坪公社人，据说是回大队以后被杀的。如果真是这样，理家坪公社文革以后划到了双牌县，冯一波被杀情况应该在双牌县处遗工作组的材料里找得
到吧?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兴桥乡桥头村 村民周福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点动手！”我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
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
令：“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
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只
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开了。过去解放前，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虽然恶，
但对人也有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
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当时，周家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
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周大
妹信以为真，就说：“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去算了。”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走到大
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这边人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8岁，一个2岁，哪个去养？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
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
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这个周大妹，扎着两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
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
肥猪全杀了。还有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具、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平反通知书》（编号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137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
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的生产队长周
××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
话，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
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敢于提不同意见能够提不同意见是成为一个自由人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一个不允许自由人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一个举国
皆奴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而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必然道德沦丧，迷信盛行，灾难不断。
从有关的资料上我们看到，195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5月1日公布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道县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在43个单位、31个党支
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发展至学校。12月，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全县
划“右派分子”293人，其中国家机关（含乡镇）干部68人，中学教员21人，小学教员202人，工商界人士2人。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1967
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一位道县处遗工作组的负责人向笔者谈到此事时，痛心疾首地说：“查阅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他们当年给党提的那些意见，不但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反右运动之后，道县在1958年大跃进中，成为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份
之一。1958—1960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1959—
1961年的三年大饥馑接踵而至，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8000人左右。当时道县总人口约为四十万，死于饥饿和水肿病的人占95‰，或者说接近十分之
一。
我们1986年在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时，恰巧碰上了道县前任县委书记回道县检讨虚报浮夸的错误。我们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饭，他们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
饭，都是道县难得来的“贵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没有某种寓言性的喻意吗？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桥，花生壳能当船浮，高梁杆子架电线，红薯要坐八
抬轿”（道县新民谣）的种种神话，不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总结出来，并当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四处宣扬的吗？再想想，文革中，那种到处破获“反革命组
织”的大好形势，和越传越神的各种谣言，而且都是顺口溜形式的，难道没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讲假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品
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结构性问题。“吹牛不犯法。”“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挖掘出来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国人（当然包括道县
人）一辈子受用不穷的人生箴言。饱尝说假话甜头的大有人在。饱尝说真话苦头的也大有人在。道县人总结得更绝：“讲真话害自己不害别人，讲假话害别人不害自
己。”
莫非说我们的民族有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是一个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没有讲假话吧 ？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1986年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对于道县290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人生际遇做了一些关注，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种“罪名”清洗下去的知
识分子，一是由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折射着时代的巨大悲剧；二是这些人（或他们的遗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我们思想的局
限性，对于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这个禁区，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质地触击，没有认识到这里面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剧。后来，虽然千方百计地做了大量补救
工作，但，总是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这一点恐怕将是本文最大的遗憾了。
清溪区青口乡唐家山村是一个紧靠双牌水库的村庄，文革杀人期间它隶属车头区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0人（1人自杀），笔者要讲的这个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蒋安民，一家人4口遇害，仅留下一个女儿蒋兰菊。
据笔者了解，蒋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与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讲，讲出的话又不是那么中听。平时不让他提意见，他还忍不住要
提，57年，把他们请到县里，好吃好喝好招待着，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能不提吗？就是没意见，也得想出一条两条，不然也显得太不诚心了。与
唐玉稍有区别的是，蒋安民打成右派，开除回乡以后，没有唐玉那么“猖狂”，基本上是夹紧尾巴做人，吓心吓胆做事，所以没有惹出唐玉那么多事来。蒋安民家庭
出身中农，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后，虽然矮人一头，但乡亲们一开始对“右派”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基本上不拿他当“四
类分子”对待。他有点文化，又在外面做过事，见过世面，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的还常常找他来商量商量，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常言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
移”，久而久之，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夹得不那么紧了，看到生产队和大队上有些什么事情，他要是觉得不公，又伤疤未好忘了痛，居然还敢提意见。搞得大队长蒋
利柱，还有民办教员蒋五华几个人对他恼火得很。笔者不敢断言，蒋安民一家4口被杀，是两蒋报复杀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笔者怕讲出去人
家不信。要说的还是蒋安民自己的问题。
蒋安民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前妻和他离了婚。那个年头，离婚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选择离婚。蒋安民的前妻也是万般无奈，不离的
话，摊上这么个老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公成了“阶级敌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个“阶级敌人”，这一辈子就算交待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人生的路还
长，不能被栓死在对方身上。所以坚决地选择离婚，对蒋安民的前妻而言确定是明智之举。问题是苦了蒋安民，因为他们当时已有一个女儿，老婆离婚以后还要嫁人
等等，不能带着这个女儿，只能把女儿留给蒋安民。而蒋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后，总还要成个家吧，三十来岁的男人没个老婆，那个日子怎么过？找不到好的，可以降
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总有不怕死的。但是戴着顶“帽子”又拖着个女儿，敢于上门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把女儿交给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
姑抚养，当然生活费还是由蒋安民来付，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父亲。
这个女儿就是蒋安民后来唯一活下来的女儿蒋兰菊。兰菊这个名字是蒋安民给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儿如空谷幽兰般清雅，似东篱黄菊般高洁。
后来蒋安民又成了家，和后妻及两个孩子一起过日子，对蒋兰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说句实话，就是有心，也很难顾得到。
蒋兰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长大，确如父亲所愿，长得如兰似菊，但小小的心灵中却慢慢地滋生出许多对父亲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亲的苦衷，更不能原谅父亲把她抛给
姑姑去过自己的好日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为命呢？所以蒋安民到姐姐家来送钱送米，顺便来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见面。有时间把蒋安民搞得
很伤心。幸亏那种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较粗糙，没功夫计较这些当不得饭吃的东西。
蒋安民真正难过的日子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唐家山的贫下中农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属于“地、富、反、坏”中那个“反”字
里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还要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要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蒋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队“阶级敌人”的头
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难理解，已经不能用矮人一头来形容，还是农民兄弟的话说得形象，踩到泥巴夹里去了。
1967年8月，县里刮起了“杀人风”。
8月23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大会。
24日，公社副书记王国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专程来到唐家山，找到在这里蹲点的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从1962年开始，进行过几次。1965年8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县成立社教总团，下设10个农村社教分团和1个城关社教分团，并从各县抽调近
5000名干部，于当年的9月份进入道县城乡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唐家山是社教社教总团的一个点，
负责在该大队蹲点的是道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工作自动结束，很多蹲点干部都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别认真负
责，一直在点上坚守岗位。”
王、何、周三人通过气后，周玉梅主持召开唐家山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大队长蒋利柱提出，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右派分子蒋安民。
8月25日，王书记与何主任再次来到唐家山要大队的杀人名单。
8月26日，公社秘书廖隆国打电话到唐家山大队督促杀人，并通知大队派人到公社领取炸药。
当晚，唐家山大队在双牌水库边的河滩上，用从公社领回的炸药，请蒋安民等4人坐了“土飞机”。（4个人中没有蒋安民的老婆和儿子。）
8月31日又杀5人，其中有蒋安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杀。
当时16岁的蒋兰菊因寄养在姑姑家而幸免于难。她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声音尖利凄凉，把姑姑吓得手足无措。姑姑在一边拼命地劝她不要哭，小声
点，怎么也劝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蒋兰菊说胸口闷，姑姑连忙帮她去揉，突然，随着“啊——”一声尖利的嚎叫，一口鲜血从蒋兰菊的嘴里喷
出……接着大病一场，从此停经。
后来，听得别人说这个病结了婚以后就会好。姑妈就急急忙忙找了个人家，草草将她嫁了出去。婚后五年不生育。后来病虽然好了，前前后后一共生了4个孩子，但每个孩子都像严霜打过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
笔者要讲的另一个右派家庭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万家大队万家村的万光志一家。说起万光志，有人说他是道县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为这次开展处遗工作要
给他落实政策时，才发现关于他的档案材料中，竟没有一点打成“右派”的“错误言行”，当然，那些“现在很正确，将来更正确，而当时认为很错误的言行”就更
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县委下发了一个打右派的指标（全国各个单位都有指标），估计万光志那个学校的右派分子不够指标数，把他
顶数顶上去的。那为什么不顶张三不顶李四，偏偏要顶他万光志呢？这个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领导印象，平时表现，甚至与同事的关系，等等，都可以成
为原因。
一位相关的同志说：“人都杀掉了，过去那些破事紧着纠缠有什么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个背时鬼！”
这个背时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老家万家村。由于一直在外教书，老家留给他的除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无所
有。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后面再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栖身之处。幸亏有个远房的亲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间给他们，总算解决了燃眉之
急。但是，住房从此也成了万家人的心头之患。
当时，万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还年轻力壮，只要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劳动关还是好过的，只要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关也不难过。再说贫下中农过得，自己
有什么过不得的呢？加之3个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了劳力和半劳力，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农村里面只要有劳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谈
何容易。光有劳力不行，还得要木材，要砖瓦，要地基，要钱。那个年代道县农村能够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个中国农村也基本如此，绝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解放前
或者说解放初期盖的房子里。58年大跃进，把山上的树砍了烧木炭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檩子劈了当柴烧，
搞得山上的树子越来越贵。但是房子还是不能不起，因为要住。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孩子长大了要娶媳妇。娶媳妇有一项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谓
“看家”就是女方在母亲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况，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个“家”怎么看得过呢？所以这个问题对万光志家特别现
实。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总不能还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吧?所以当时万光志就说了一句类似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宁可脱掉一身
皮，也要把房子砌起来。”
三年苦日子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事就不说它了，1962年，万光志向大队申请了宅基地，准备起房子了。从此，每天晚上生产队收工以后，乘着天黑之前
的一点微光，都会在宅基地上看到万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带着几个儿子从后面的山上往这里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冻，万茶心兄弟就会到山上去扎管
子、烧石灰，或者筛板子（锯木板）。这些东西花钱也能买着，但万家现在缺的就是钱，有的只是劳动力。生产队10分工只能分得2角钱，靠出工的这点钱把房子
盖起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估计，万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时候，口袋应该会有两个积蓄，因为中国人都有个喜欢积蓄的好习惯，就是穷得没饭吃，也得留个块吧两
块钱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壮胆，但这么多年来，过劳动关，过生活关，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手上留几个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紧裤袋拼命地省。万家人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经常不吃饭。
万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干了好几年，1967年，起屋的一切准备工作总算差不多了，砖、瓦买好了，树子买好了，木材木料也买好了，水砖更是早就备齐了，只
待秋收后马上就开始动工。万志光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他对几个儿子的人品（道县话“人品”包括品性和长相两个内容，主要是指后一个。）和劳力还是有一定
的自信，现在又要修起一栋明明亮亮的大瓦房，总会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下嫁过来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感到舒服，长久以来，他一直为自己影响了儿子们的前程
而深深内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无论如何他也要把一个做父亲的能尽的责任全部尽到，这样就是死了也会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们当然也高兴。
一家人满怀憧憬地盼望着那个充满希望的秋天快快来临。
1967年8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我又要写这句话了，每次写完我就难过，因为写得太多了，每次写它我就想换一种写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词穷。“杀人
风”刮到了万家大队，大队上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万光志者流的末日也来临了。大队“贫高院”判处了万光志一家人的死刑。万家大队杀得最狠的不
是万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万光历家6口杀了5口，万光历、王光历的老婆王亮姣、二儿子万选贤、小儿子万三贤，和最小的女儿万响玲，只有大儿子万开贤侥幸逃
脱，逃到江西永兴县的深山里打砖、筛板子为生。万光志一家5口杀了4口，万光志、万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儿子万修心，小儿子万国心，也是只有一个大儿子万
茶心侥幸逃脱，后在湖南茶陵农村落了户，也就是招郎。
据说万光志的二儿子万修心头上和脖子上挨了两刀居然没死，当天晚上被风一吹醒来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里，爬上了阁楼，躲进一大堆
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万家大队“浮财清理小组”查抄“浮财”的时候，从那一大堆木材里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万修心，当时以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体。
最后把他从楼上扔下来，摔死在禾堂上。
万修心临死前不断地说着的两个字是：“我的，我的，我——的——”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她叫周群，女，51岁（1986年），道县蚣蛽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稀可辩年轻时的丰韵，只是那双很大的深陷的眼睛都如一潭
冰封的湖水，叫人看着无缘无故地心酸。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甚至哭泣都是嘶哑的、无声的。我在道县采访期间哭过三次，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次。
这个女人，上头给予她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她活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
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按理“文革”我没事，只因为我父亲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局当过科长，我就成了“反革命”子女。我是中师毕业的，毕业后分到道县山区洪
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转业。文革开始不久，道县搞清查阶级队
伍，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的老家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务农。
土地塘生产队在深山沟里，消息很不灵通，外面杀人的事，我们当时一点都没听到。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比这个时候还晚一点（她抬腕看了看表，时针指向9：30分），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一阵急
促的敲门声，我连忙披衣坐起来，还没等我去开门，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踢开了。他们冲进来。“起来，起来，开会去。”唐兴浩喊着，声色俱
励，完全不同于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还是总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对吓哭了的大儿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弟妹妹，妈妈出去就回
来。”
我被他们用棕索捆起拖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这时，禾坪四周，有几十个拿着马刀、鸟铳的民兵把守着，打着火把，把村里的地富和子女圈在中间，一共十四个
人。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被抓的，早晨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偷偷地安慰我：“放心，关几天就会放的，你在屋里带好小孩子。”汉镇看见我，挣
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拿铁丝来捆住！”他们真的拿来了铁丝，几个人按着汉镇捆，铁丝都捆得陷进肉里，痛得汉镇直喊哎呦。火把
下，我看见他额头上尽是鼓钉汗，心里痛得如同刀绞一般。这时候，张光松又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的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
人的。我和汉镇都读过几句书，有点文化，也有点分析能力，我们万万没想到会杀人，只是估计最多是办一个集中营，我们觉得集中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好歹歹
要把细伢子带大。我们这一辈子是完了, 但是细伢子他们只要听党的话，好好表现，应当还是会有前途的。
接着就要我们走。正准备走，又听得唐兴浩说：“慢点子，蒋汉镇家还有三个乃崽，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我一听，脑壳“轰”一声大了，被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
孩子，为什么单要把我家的三个孩子带来呢？好狠心的唐兴浩，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得这样绝？记得头年我们刚回来时，汉镇见他家困难，还主动借了
100元钱给他。当时的100块钱是很可观的呀……唐兴浩亲自带人跑到我家，把我的三个孩子连哄带拖，弄到了禾坪上。孩子们被吓得呜呜地哭，直到看见了
我，方止了哭，我这三个孩子名字都与《林海雪原》这本小说有关，因为我特别爱看《林海雪原》，所以8岁的大儿子起名叫林海，6岁的女儿叫雪原，4岁的小儿
子叫林松。我一想，都送到区里去也好，免得他们留在家里，让人不放心。
在民兵的押送下，我们上了路。路很难走，天又黑，只有走在前头带路的民兵，有两支电火（手电筒），我们这里根本看不见，只管跟着前头的人走。因为我的手捆
着，6岁的女儿雪原只好扯住我的衣角，8岁的林海背着4岁的林松，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也晓不得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小个子，背着一
个人，还能跟得上队。走着走着，孩子又哭了，我被绳子捆得很紧，手上麻木了，心里很难受，头上直冒冷汗，还得拼命装做没事的样子，哄孩子：“莫哭，跟住妈
妈，一会儿就到。”
这个路晓不得怎么那么难走。我的脑子里全是木的，只晓得走啊走啊……大约走了两、三里路，队伍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商量搞到哪里去，过了不久，队伍又移动了。
走到枫木山，传令我们都站下来。大家站好后，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的人，顿时就瘫
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标对着我们。直到这时候，我才晓得他们要杀我们。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可怎么得了，我们死了
不要紧，我最割舍不下的是三个孩子，我们死了，谁来养活他们呢？
他们是要把我们丢硝眼，就是山上那种溶洞，又叫天坑。我们这一带到处都有，深不见底。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一个名，民兵牵一个过去，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
第三个点名的是我爱人。当唐兴浩一叫蒋汉镇时，两个民兵就象抓鸡仔一样拖起我爱人往硝眼边走。孩子们“爸爸、爸爸”的喊着，扑上去，被民兵凶神恶煞地推开
了。汉镇已经吓懵了，象个木头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怕孩子被杀，连忙叫他们过来。这个时候，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孩子们的安危。
第四个是我们这里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60多岁了，出身地主，但号脉治病很有名望。他死前倒很冷静，从从容容地向民兵讨口水喝。民兵说：“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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