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了一个虽然粗略还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原貌，但可以保证是百分之百客观公
正。还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讲述，那就是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的情况，本来打算在写仙子脚区文革杀人事件时，重点讲述的，结果讲来讲去还是讲成了杀人的情况。
在道县，杀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没有（或抵制）杀人的情况却寥若晨星。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依然收获甚微。物以稀为贵，虽然
采访的东西不多，但仍然觉得有必要记录在案。
一、寿雁区牛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唐仁汉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文革术语，意指停止行使职权）了，不过公社干部开会还是喊他参加。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他
听到公社武装部长提议：“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搞两个（四类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来明确表态：“刚才刘部长的讲法是错
误的，要作废。”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公社干部也不好意思再讲杀人的事，使得这一次部署杀人未能实现。该公社23个大队中有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与唐仁义有
相同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大队没有杀人。
二、原道县农业局局长秦庭良当时作为“走资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设大队搞“双抢”。开始杀人后，与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干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个人坚持在这
里改造思想。当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已经确定了名单，准备第二天动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后，冒着“站在阶级敌人一
边”的危险，跑去找这两名基层干部进言：“杀人的事无论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头不是韭菜，随便割不得。现在这些情
况，迟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们要杀，叫他们自己来杀，我们万万乱来不得！”支书和民兵营长一听，觉得讲得有理，就改变主意，把人放了。结果这个大队在文革
杀人事件中没有杀人。
三、油湘公社黄金大队的大队干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参加公社召开的全县杀人情况通报会后，当晚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
经过讨论，提出要杀26个人，名单也定了。因为大队支书蒋仁俊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不发言，贫协主席说，还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请蒋支书表个态。蒋仁俊说：
“你们一定要杀，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这个态。杀人要我开口，我是绝对不开的。”看到蒋仁俊这个态度，支委里也有几个人出来说话了，蒋支书不表态那就算
了。蒋仁俊说，既然算了就散会。杀人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上了名单的26个人中，有3个胆子小的嚇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员打电话到大队，民兵营长陈玉贤接的电话，说该大队逃跑的一个地富子弟邓见生被抓住了，要大队来领人。大队的几个“巨头”，支部
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怎么搞。有人提出这号人不杀不行。不然，别的四类分子都跟他学样，那还了得！但蒋
仁俊还是不表态。陈玉贤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公社。蒋仁俊说，那就请示吧。电话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接的电话，郑来喜犹豫了半天，说：“上头已经来
了指示，不准杀人了。”既然上头是这个态度，于是大队决定先把人接回来再说。
治保主任邓江清和民兵营长陈玉贤带着两个民兵到公社领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李本跃问：“怎么搞的，你们大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邓江清
说：“主要是蒋仁俊这个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书，他不开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李本跃说：“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呢……党的领导还要听取群众的意见。
像邓见生这样的人，我看就可以杀。”
返回的路上，邓江清说：“上头讲了邓见生要杀，牵回去只怕又杀不成。”陈玉贤讲：“上头讲了要杀，还管他那么多，杀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邓见生杀了。
四、在“红联”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营江公社，有一个叫正岗头的村庄，当时叫和平大队，全大队有9户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余人，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一个被杀，成了名符其实的和平大队。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采访了该大队文革时任党支书的蒋良忠老人。我们来到正岗头时，他正在盖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赢，听说“省里来的领导同志”（当时我们被介绍为省里来的
干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杀人的事，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县老农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经明显的佝偻了，打着一双赤脚，一看就知道是
个做惯了事的人，当干部的经历虽然看得出来，但已经不十分明显了。质朴的脸不善表情，见了我们，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欢迎。我们有些奇怪，在当时那种
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他何以能顶住那股杀人风？他用与他的脸一样质朴的语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风咧！喊起要杀的，上头一喊，下头就充积极，放肆杀。那些年
刮‘五风’也是这样刮起来的，饿死多少人！我到营江开了会回来以后，他们问我，我们大队怎么搞？我想，杀一头猪还要批张条子，杀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土改
时杀人简单也没有简单成这个样子，还有个土改法，上头还要发个文。自古以来，杀人总得要见官，要批准，还要有人监斩，犯到哪一条办到哪一条，怎么能在我们
这里乱了规矩呢？那些谣起要杀人的，都是充积极，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没得官运，我懒杀得。既然上头都瘫痪了，我们也跟着瘫痪算了。贫农代表蒋忠尚也支
持我的意见，他跟我讲，别的大队要杀，让他们杀，我们不充这个积极，我们不杀！
“后来，杀人风越刮越凶，别的大队越杀越厉害，我们大队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蒋福保父子捆了起来，召集干部在禾坪里开会研究怎么搞，逼着我表态。蒋福保
父子两个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经把几件好一点的衣裳都换上了，准备去死。别的大队地富表现怎样，我不知道，可蒋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现怎么样，大
家未必看不见？除了蒋福保解放前吃过剥削饭以外，其它恶事从来都没做过，土改处理一回了，未必这回还要处理？我横直不表态。后来他们逼急了，我就说天气凉
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来。他们几个见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还是把人给放了。”
我们由衷敬佩地说：“蒋支书，你老真正是觉悟高、水平高！”
蒋良忠老人把个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你讲我觉悟高、水平高，县里盘副县长，就是现在在县里当人大主任的，到这里来把我骂得该死，说我是胆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们一时竟愣住了，盘副县长内心倾向我们很明白，也不难理解，但如此明目张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顿了一下，只好说：“历史自有公论！”
离开正岗头村，我们在山回路转处，停车回望。这是一个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落，一条很清的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皮下面，有一座庙，庙里养了一
匹很可爱的小马，棕色的。而我们背后的这片山林，长满了低低的马尾松。这种松林，徐霞客当年游历道州时，在《楚中日记》中便有记述：“大道旁边分植乔松，
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种特见之，他所无也。”惜乎弘祖先生笔下松图，如今道县已难寻觅，不知何年才得再见。说风景幽美、人文厚
积，它远不如楼田村；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它远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县著名的柑桔之乡，该地有一株柑桔树高约两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挂果千斤以
上）；倒是与杨家乡的郑家村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杀得血湖血海而这里没有杀人。
我们把正岗头村在文革杀人事件的表现称为正岗头现象。和鲁草坪现象一样，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启迪一点也不比那些杀人冠军大队少！或许正是它们从另一个方
向，给我们指明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对这类没有杀人或杀人较少的大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
个条件：一、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二、该大队的各项工作一贯比较落后；三、该大队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离行政中心；四、该大队没有公社干部下来指导工
作；五、该大队主要干部之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例如蒋仁俊就被撤了大队大队支书的职。发现这一点，或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而且是一
个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我像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扪在尚未完全烂透的良心上，对苍天起誓：我来道县采访的初衷，确确实实是想写一篇既揭露
问题又歌功颂德的纪实文学，但是我做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请原谅了！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道县大屠杀呈波浪型态势，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很快就杀出道县，影响到周围县市也跟着杀人，大有杀遍湖南，杀向全国之势。
（196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驻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麦岭的一支部队，代号6950，接到军部从长沙市黄土岭（47军军部所在地）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询问道县是否发生乱杀人现象。
6950部队是一支炮兵部队，一个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团，只有10个连的兵力。他们驻扎在麦岭，是因为此地曾多次发现台湾国民党当局空投过来的反动
传单，中央军委把它作为一支战备预备队放在这里，“准备反空降的斗争”。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队在这片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区开垦了数
千亩荒地种花生。团部大门口一幅大标语写的就是：“一边防空降，一边搞生产”。因为国民党敌特空降的迹象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部队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
搞生产，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种花生，对于地方上的情况不甚了解。
8月26日，军部又追发一份紧急电报：“据悉道县确有乱杀人现象，希你团火速派人调查制止。”
接到电报后，团领导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鉴于事情紧急，而情况不明，决定派团副参谋刘兆丰带领3名政工干部先赴道县调查情况，再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次日清晨，四位军人乘坐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吉普急赴道县。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道县，吉普车一直开到县武装部，刘兆丰等人下了吉普，径直去找武装部领
导。武装部领导接待了他们。但对于杀人的情况，说不清楚，只是证实道县农村确实发生了杀人事件，至于具体的杀人原因，被杀人数，是否还在继续杀人等问题，
武装部一概搞不清楚。
从武装部出来，四位军人走上街进行调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满墙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显示着“红联”和“革联”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一个大字报棚上面对面的两张大字报，可以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道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
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
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等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
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
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
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残……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它对面“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针锋相对地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
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
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反动组织，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
坏分子的操纵下，一部分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
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
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
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使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
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
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
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整个道县笼罩在极度的恐怖氛围之中，居民的家门全都紧闭着。四位军人好不容易敲开一户居民的房门，通过了解，得知道县早就开始杀人了，现在已经杀得血湖血海，至少杀了好几千人了，而且还在继续杀人，潇水里面像炸麻花一样浮满了死尸……
四位军人赶快又来到潇水边上，走上二中后面的钢丝桥，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尸体随波逐流向桥下漂来，刘兆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针正指下午5点
35分，然后开始计算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数，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表，正好
6点整。短短25分钟时间里，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钟两具。刘兆丰在心里作了一个简短的计算，如果按这个速度，1小时120具，1
天就有2880具，看来居民所言不虚。
他们正要离开时，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哭哭啼啼地赶过来了。这些衣裳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太多是道县农村中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他们有的挤在二中对面汽车站的棚子
里，有的躲在县招待所旁边的一家旅社的楼上，其中一个人，头上被打了一鸟铳死里逃生的。他们听到解放军派人来调查道县杀人的事，都赶过来了，走近后第一句
就是：“解放军同志，求求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吧。”
刘兆丰叫他们不要乱说，有什么情况慢慢反映。其中一个看来有些文化的年轻人说：“道县农村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他们名义上是杀四类分子，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四类分子子女也杀，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也杀，连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过，许多家庭都被杀绝了。听说县
城里很快也要杀人了，说是要把整个道县出身有问题的人都杀光……我们这些都是死里逃生跑出来的。我们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
择。我们愿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愿意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走革命的道路，请求解放军同志给我们一条生路……”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跟着说起来了：“我们愿意坐牢，愿意改造……”
听着这群四类分子子弟的哭诉，四名奉命前来调查的军人，心重如铅。凭直觉他们感到这些地富子弟说的不是假话，但是当时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
的事情都必须用阶级斗争这个模子来套。所以对这群与“阶级敌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说的话，四位军人不能不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敢轻信这些人的哭
诉，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调查。一个又一个善良正直的道县人，向他讲诉了一桩又一桩血腥的故事。
“革联”也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了他们搜集的“红老保”在农村煽动、实施杀人的材料和证据。
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四位军人深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当晚，在住宿的县工会内，四人几乎通宵未眠，赶写调查材料。
考虑到杀人的行动与“红联”和“革联”之间的派性斗争有关，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分别去拜访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刘兆丰
副参谋长代表6950部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有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止！”但他的这个讲话遭到了“红联”
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当天下午，四位军人将调查结果电告麦岭团部，要求团部迅速派人前来道县制止杀人，越快越好！
团部领导接到刘兆丰等人的急电，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同时召开团党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通过刘兆丰等人的调查，对于道县“乱杀风”的规模和严重程度，6950部队的领导已经有所了解。但是部队种下的几千亩花生也正在收获季节，在当时物资极度
匮乏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扔下不管。为了保证抢收花生和制止杀人两不误，团部领导讨论后提出一个方案；留两个营在麦岭收花生，派一个营赴道县制止杀人。这
个方案得到了军部批准，并命令他们做好接替道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准备。接到命令后，团部从一营抽出两个连，从二、三营抽出几十名比较强的政工干部加强
领导，急赴道县制止杀人。命令连夜传达到各营连。
8月29日清晨，6950部队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车。麦岭距道县大约100公里，距离不是很远，但路不好走，部队官兵在卡车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
到道县。卡车停在道县城郊的小江口，官兵们下车，拍打掉满身的尘土，整理好军容风纪，排成四路纵队，红旗先导，跑步进城。
县城道江镇的居民，闻讯纷纷涌出家门，夹道欢迎。一位居民是这样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况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钟左右，听得这个消息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当时）有人说，47军进了道县，21种人安心了，我们这些不是21种的人也安心了，那个样子
杀下去，天知道会杀成个什么结果！我听到消息来到街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横
幅，也没有标语旗帜，也晓不得喊什么口号好，看到解放军过来，就是拍手，拼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以后，全力以赴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却不是杀人问题，而是“红”、“革”两派的一场大武斗——8•30武斗。
根据处遗工作调查落实的材料，这场大武斗应该是由“红联”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是“红联前指”成立时的既定的方针，为此“红
联”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然“革联”方面也没闲着，他么也迅速地改组了领导班子，将有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领导班子的第一线，并组成了
以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武工队。“革联”头头刘香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选为革联的总负责人，然而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上台对“红联”而言简直
就是一个致命噩耗。双方都在为这场迟早都要到来的大武斗，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工作”。只是武斗具体发生的时间，还没有决定。6950部队的进驻，把时间
锁定在了8月30日。人数和武装力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在获知6950部队将接替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决定一举拿下二中，造成全县一片
“红”的既成事实，逼6950部队表态。
大约是因为输得有些过于丢脸，“红联”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愿意多谈这次武斗，我们只好以“革联”的叙述作为蓝本对这场大武斗做一个简介。据“革联”文攻武
卫指挥部指挥长李成苟回忆：“武斗的前一天，就是8月29号，我们得到消息，‘红联’在（道江镇）五星居委会的城隍庙和几个居民点里关了200多个无辜群
众，准备要杀，其中有县政协的委员何××，杨×、李××等人，他们都是现在道县有名的人，刘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诉我‘红联’要挑起大规模武
斗，要我派出巡逻队加强对道江镇的防御工作。我就叫熊××带人去城隍庙‘勒令’放人，当时把人都解救出来了，但是没想到‘红联’小头目、民兵营长聂元保，
第二天早上，又把周尚德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了，牵到道江镇南门口河下边杀害了，把尸体抛进了潇水。被害者蒋××、汪××家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聂元保等
人在城隍庙里，扣在扮禾的大方桶里面，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活活的闷死了。
“当天晚上（29日），我们派出的巡逻队在县城里和‘红联’派到县里来的先头部队发生冲突，被他们打伤了好几个，抓走了10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
了消息，‘红联’准备，要血洗二中，还带了几千条索子，准备捆人。当时我们‘革联’的几个头头吓坏了，找到刘湘喜问怎么办。这几个人都是老师出身，耍笔杆
子行，遇到这个情况，一个个怕得要命。刘香喜叫他们不要害怕，做好战斗的准备。我记得刘香喜当时讲，退缩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死战一条路可走。刘
香喜又把我们几个人专门叫过去，要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革联’总部的重担。要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
团结战斗，一定能打败‘红联’的猖狂进攻。”
8月30日凌晨，“红联”集结在营江等地的民兵队伍陆续进入县城，三个尖刀连清一色由复员军人组成，其中有些人还上过朝鲜前线，真枪实弹地和美国鬼子打过
仗，这些人配备有轻、重机枪、步枪，还拉了一辆板车，装着炸药包和成箱的手榴弹。相对而言，二中里面的“革联”，只有300人不到，100多条枪，处于绝
对的劣势。“红联”头头张明耻打过电话来，点名找“革联”头头刘香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革联”的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
全。刘香喜接到电话后说：“好得很！我已经把所有的枪都擦好了，就等着你们来缴哩。”
这个时候，6950部队的刘兆丰副参谋长带着几名干部战士来到二中门口，手举“红宝书”，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刘香喜命令放他们进来，刘兆丰等人
进入二中以后，劝说“革联”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由解放军接管二中的保卫工作。刘香喜说：“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红联’的人必须撤回营江去。”刘兆丰
说：“好，你们先等1个小时，我们去做‘红联’的工作。”不到1个小时，刘兆丰又返回来了，说：“一小时不够，时间要延长。”就在刘兆丰再次离开二中去做
“红联”方面的工作时，激烈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响了起来……
原来，在刘兆丰等人反复劝说“红”、“革”两派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的过程中，两派的头头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红联”的三个尖刀连已经悄悄得接
近了二中，只等总攻的号令一响，就打进二中去。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革联”的武斗人员并没有龟缩在二中内，负隅顽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强悍的小分队，
由李成苟带队，带着‘革联’最精良的武器，两挺机枪，七、八支半自动步枪和充足的弹药，利用穿城而过的河道
，乘一只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们的身后，把“红联”的先头部队和后面的大队人马切成了两截。
据李成苟说：“刘香喜要我们悄悄的爬到邮电局的楼上，把机枪架在上面，把‘红联’的先头部队放进来，关门打狗。他说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胜利就到手一半，他
要我们不管‘红联’的大队人马，集中火力打先头部队，打掉了先头部队，我们就胜利了。我爬到了邮电局的楼上一看，‘红联’的先头部队正好被我们堵在一条长
巷子里，一梭子扫过去，晓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阶级兄弟，就交代其他几个人，不要打人，对天上开枪。我们的枪一响，关在里面的那三个尖刀连乱成一
团，后面的大部队扔下手里的梭镖、马刀、鸟铳，倒柴一样地向后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脱了……”
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革联”死2人，“红联”方面死2人，伤7人，被俘360余人，被缴枪支160多条，梭镖、马刀、棍棒、鸟铳丢弃
无数，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部队三营二连副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被流弹击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职。
当天上午，“红联”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沉痛追悼死难“烈士”。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贺霞、张明耻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除根！”追悼会后，因担心“革联”乘胜追击，“红联前指”由营江仓促迁往清塘。
处遗工作组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13日—20日，历时8天，共杀81人，为杀人风开始阶段；第二阶段8月21日—25日，历时5
天，杀807人，为杀人风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阶段8月26日—30日，历时5天，杀2454人，为杀人风的第二次高潮；第四阶段8月31日—10月17
日，历时48天，共杀1177人，为杀人风的制止和平息阶段。四个阶段对应四个标志性事件，8•8抢枪，营江汇报会，营江政法工作会议，6950部队进驻
道县。
一位道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样总结这段历史：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的确不负重望，立即发布命令，将省革筹和47军所发的制止杀人的四条公告在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张贴；并开动广播机器，大张旗
鼓地进行宣传贯彻；同时组织两大派群众组织坐下来面对面地协商谈判，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制止杀人，并派部队人员深入杀人的重点乡、镇、村去面对面地做工
作，使形势很快得到了稳定。虽有个别不法分子仍然顶风作案，但全县大局很快稳定，‘杀人风’逐渐平息。随后又着手帮助群众恢复生产，解决宗派械斗；着手成
立新生的革命政权——县革命委员会，使瘫痪数年的领导班子，逐渐得以恢复开始行使职权，形势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是6950部队的历史功绩，也是道
县人民的幸福。”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6950部队进驻道县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红”“革”两派的武斗；二、制止农村中的杀人现象；三、调查研究，查询乱杀风的真像。
9月5日，由部队出面，召集县人武部领导、“红”“革”两派头头，开了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会上，部队同志再三表示：“红联与革联都是群众组织，彼此的关系是‘延安和延安’的关系，而不是‘延安与西安’的关系，两派应当团结。”
会后，发了通知，开了电话会议，出动了宣传车，派出了宣传队，“宣讲党的政策，严厉制止杀人。”同时，由部队官兵组成巡逻队在道江镇巡逻，稳定人心安定局面。
但由于两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合，说白了就是“红联”想把“革联”打成“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革联”想把“红联”定为“反革命大屠杀和镇压革命人
民”的罪魁祸首，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特别是“革联”，此时仗着有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坚决不同意和稀
泥。加之杀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扑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9月上旬），6950部队留在麦岭收花生的二营和三营已经完成了生产任务，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万斤花生油，送交广州军区。刚刚忙完，就接到军部命令：全体出动，赴道县及相邻几县制止乱杀风。
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相对动乱时期，为防止意外，团部命令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大炮隐藏起来，留少数人员看管，其他人员随团部赴道县。还有四门122毫
米榴弹炮，因体积较大不便隐藏，也随部队带到了道县。并将团部驻扎在道县，以道县为中心，派出人员分赴道县及周围正在杀人的县市开展工作。
由于情况混乱，真相不明，谣言满天，派性斗争干扰特别大，甚至还有某某组织准备抢夺解放军的武器等等传闻传来，团部首长想到一个绝招：命令部队把四门熘弹
炮拖到道县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并向全县发出通知，解放军准备试炮，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前来参观。试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试炮开始，只见一条
火光从炮口喷出，随着一声轰响，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现出一道浓烟。接着每炮发了两弹，打鼓坪上腾起八道烟柱。参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有熟悉地形的人
估计，这一炮射出去，少说也有10公里。当时人们把这次试炮叫：炮打阶级敌人。
试炮后，道江镇很快流出一个传言：“哪一派再搞武斗，解放军就用大炮轰他们的总部。”
也许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红联”原准备成立一个500多人的民兵师，于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并让集中在营江的民兵返回各区社。
9月9日，6950部队召集有关人员在县人委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6950部队、县人武部、“红联”、“革联”四方面的负责人。6950部队赵永久副团长主持会议。会议主题是：坚决制止武斗，制止乱抓乱
杀，执行中央“9•5命令”（《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共同维护好道县的社会秩序。
会上，“红联”与“革联”达成五点协议。据知情人回忆，协议内容为：一、双方枪支弹药就地封存，听命上交；二、双方不准喊对抗性口号；三、双方不准搞对抗
性游行；四、双方不准搞对抗性集会；五、谁先冲击对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谁负责。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协议”。会议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
开始，也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不过，两派头头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对制止杀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杀人风”并未停熄，有少数地方甚至加快了杀人速度，类似于祥霖铺区那样要“抓紧时间再杀一批。”
据6950部队团部组织股长吴荣华（现任陕西某部队农场政委）回忆：“我们到道县后，马上组成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国
家法令，制止乱抓乱杀行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别是在农村中，经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等凶器对我们进行围攻、威逼、谩骂。骂我们
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的’，要跟我们‘血战到底’！有一次，我们在蚣坝宣传时，受到围攻长达4个多小时，经反复说理、辩论，才解除了
围攻。还有一次在县林业局附近，当时我们宣传队正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看见一伙人背着鸟铳、大刀，捆着两个中年男人，说是要押到祥霖铺区去。我们上前进行制
止，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说他们是祥霖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来的，我们无权干涉。被捆的其中一个就是县党校附近的居民。经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思
想，极力阻止，他们才被迫将二人松绑释放。”
据一营副营长刘福安（现福建省粮食系统退休干部）回忆：“一天下午，我们得到下面的消息，说清塘区的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派我带二连的一些同志赶
去制止。到了那里时，天已经快黑了，人也已经杀了，尸体摆在一口井边。几个手持切西瓜用的长刀和鸟铳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们进去。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
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吃晚饭又没有地方住，就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小卖部的人看见我们，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收起来，不卖给我们。我们拿出钱，问他为什么
给钱不卖东西。他说：‘不是不卖给你们，是不敢。大队上讲了，谁给了就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畏艰难，采取各种措施，从屠刀下救出
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杀人行动。比如也是在清塘区，我们听到一个村子关了好多人，准备要杀，赶快赶了去。结果走错了路，被一条河隔住了，要过
桥就得再转一截很长的路。干部、战士心里着急，干脆就涉水过河，赶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杀，被我们发现制止了……”
据参谋长刘兆丰（现北京某军事院校干部）回忆：“当时的工作非常难做，情况很复杂，杀人的事每天都有发生。有个姓何的人，他的父亲当过伪保长，当时他躲在
县城里面。他们大队派了三个人到县里抓他，抓到以后，他拼命喊救命。有人跑来向我们报告。我带了几个战士赶快跑去将人拦下。我问那三个抓人的为什么要杀
他？他们说，他是反革命。我问，有什么证据。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说了半天就是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他自己不好好在生产队劳动，在外面打流。我就吓唬他
们说，我认为你们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杀呢？三个人吓得跪在地上哭，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是贫下中农，我们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杀了我们，哪个来负担……我
说，你们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没有？老实说，你们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们说，不关我们的事，是大队上派我们来的。我说，大队上派你们来
也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处理人的权力，只能教育以后，把他们释放了。”
我们在采访期间，听到的关于6950部队制止杀人的故事很多，但道听途说的东西，原则上不能入文。我们且摘录一段比较原始的资料说明之。这份纸张已经发黄的油印资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县下放寿雁区大塘湖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写的，标题是《血泪的控诉》。
……九月九日早晨，我场杀人派头头杜××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会议”，提出杀李加太和曾波涛。因为这两人平时表现较好，大多数人不同意杀，杜××凶相毕
露，威胁贫下中农。早餐后，杜××叫××打电话叫东方红农场何××、周××等六个凶手来我场杀人。将曾波涛、莫方义、何婵娟等人捆绑、吊在梁上，用铁棒
（约三尺长、锄头把粗）毒打，曾波涛脊骨被打断，莫方义手脚打成重伤，已有六、七个月身孕的何婵娟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嫌不足，又
将我和杨忠华、于牛顺、吴迪、义许成等五人捆绑，亦用棒打，并逼问我们是否加入了青年近卫军。在场的几个贫下中农目不忍睹，说了句“参加反动组织也要事实
和证据”的公道话，也遭到棒击。吓得在场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把我们饱打一顿之后，将我们五人押至寿雁黄土岭山上。首先，凶手用鸟枪打了曾波涛一枪，又
用马刀连砍两刀，血花飞溅，这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接着，义许成又被刽子手们用鸟枪杀了。在暴刑面前，
我们只有等死。这时刽子手使出更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们知青周继然亲手杀害其他的知青，凶手威胁说：“你不杀他们，就将你杀掉！”他怎么能忍心杀自己的
亲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这时，有人来屠杀场叫去了刽子手们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人民的子弟兵闻讯赶来了，他们发出命令：严禁乱杀人。我们从“阎王”手里脱
身了，幸免一死……
从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6950部队8月29日进驻道县后，杀人事件立即呈现下降态势，并开始缓慢平熄。从某种意义上说，6950部队进驻道县本身就是制止道县大屠杀的最重大举措。
一位因反对杀人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道县当地干部对我们说：“为什么47军进驻之前，道县杀人风愈演愈烈，进驻以后很快就平息了呢？难道47军个个都是三头六
臂，我们县里的干部都是草包饭桶？难道进驻之前，群众的法纪观念薄弱，进驻后马上就加强了？难道进驻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帮’给搞乱了，进驻以后马上
就拨乱反正了？难道进驻之前，公检法瘫痪了，进驻后马上就康复了？难道进驻之前，阶级斗争形式非常严重，进驻后马上就安定团结了？这其实原因简单得很，道
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军一进驻，县里这帮人，还有区社这帮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们一收手，杀人风自然就平息了。”
这话听上去虽然带有很浓的“派性”色彩，但细想一下，确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笔者手头有两份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给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加急电报，从中或可窥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缓慢平息阶段的过程。
九月十五日电报：
据零陵分区武装部、零陵驻军和群众组织报告，该专区部分县的农村中，出现了一股滥杀人的歪风。半月下旬从道县的八区、十区开始，九月初已蔓延到江永、江
华、宁远、零陵、新田等六县。据初步了解，目前已杀两千余人。道县最严重，杀了近千人。被杀者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个别的贫下中农和造反派。
由于军分区、武装部、政法机关均已瘫痪，当地驻军又少，所以对滥杀现象制止不力。目前除道县、宁远已基本停止外，其余各县还在蔓延。由于大量杀人，当地四
类分子及其子女，大批上山或外逃，未跑的惶恐不安，有的要求到公安局坐牢。贫下中农也是人心惶惶，害怕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
出现这股歪风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调查，现从各地报告的情况来看，主要如下两点：（略）
上述滥杀现象的发生，我们认为是极严重的政治事件，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由零陵军分区、武装部召开了全县性的电话会议、广播会议、区社武装部长会议，立即制止滥杀现象。
二、已责成零陵军分区政委朱奎亲自负责，组织全区驻军、武装部及造访派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一面宣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中央“六•六”通令、以及党的有关政策，一面调查事实真相。
三、准备以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名义，发表一个关于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抓、杀的通告，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并要求各地驻军和造反派一起，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制止打、砸、抢、抓、杀的歪风。
九月二十二日电报：
零陵专区道县滥杀人的详细情况和我们的措施前已上报。现据我部驻道县部队报告，该县滥杀人现象仍未完全停止，十八日还有杀人的。经与各区、社武装部长、公
安特派员核实，全县已杀387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四清”下台干部、外流人员、伪职员、小偷小摸及“革联”家属，还有个别贫
下中农，农村干部的造反派。全家被杀的已知八区有16户，十一区郑家大队7户。此外，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自杀现象也在发生，据八个区一个公社统计已自杀
269人，外逃658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
196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关卡，要立即撤销，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通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6950部队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道县及周围发生杀人事件的县，深入区社，乃至大队宣传通告内容，制止杀人。
10月1日清晨，道县上空晴朗无雾，随着一阵嗡嗡的轰鸣声，一架苏制伊二型飞机从东北方向的一片云层中穿出，猛地降低了高度，在道县上空低空盘旋。正在田
里劳作的农民们，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开始还以为是敌特飞机搞空降了，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眯着警惕而又惶惑的眼睛追视阳光下闪闪耀眼的
飞机。机身上的红星和字码都看得清楚。是自己的飞机。但，它来干什么呢？为什么飞得这么低？突然飞机尾巴上喷出一片白色的东西，雪片一样漫天飞舞。原来是
飞机撒传单。
“飞机，飞机。”
一群小孩在飞机下追逐着，欢叫着，伸手去捕捉那些在空中飘舞的传单。
这是湖南省革筹和47军支左部队为配合6950部队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后，派飞机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据知情人回忆传单内容主要
有三条（有说五条）：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准农民进城参与武斗）；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
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制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
第二天，飞机又撒传单一次。
数以万计的传单，覆盖整个道县以及周边一些县的城镇、村庄、田野，有的甚至没有解散，成捆成捆落在地上。这些传单满地都是，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成捆成捆
的传单，被当地农民捡了去卷喇叭筒烟。可是现在想要再找一张却不可得。道县人民政府曾以5000元奖金（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10个月的工资）悬赏征
集，一直无果。
一位家在县城附近的农民十分懊恼地告诉我们，当年他捡了好几大摞，晓不得有用，都卷了“喇叭筒”，要是留下来，一张5000元，那几摞至少也卖得几十百吧
万元。我们也为他惋惜，如果他留下了那些卷“喇叭筒”的纸，几十百吧万当然不可能，5000元却是一定的，关键是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
进入十月，道县一片宁静。由于四周群山的屏障，道县的秋天来得很晚，金秋的十月尚未退去浓绿的夏装，换上色彩斑斓的秋装。但风变得温柔了，水变得平缓了。
文革杀人事件已经渐归平息，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发生了。突然，（1967年）10月17日，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传来一声枪响，大队民兵营长唐桂庭在马鞍桥凉亭
屋，用鸟铳将中农社员何余祥打死。彷佛天意一般，下坝祭刀，上坝封刀，随着打死何余祥鸟铳的浓重硝烟，在这湘桂交界的山冲里缓慢散尽，历史的巨手终于为这
次震惊中外的文革杀人事件沉重地打下了一个血色的句号。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粉碎四人帮以后，道县大屠杀被害者遗属数千人次到长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访上告，数以万计的控诉书、告状信雪片似的飞向地区、省、中央三级政府部
门。控诉书和告状信中，遗属们众口一词地把熊炳恩称为道县大屠杀的总指挥、总后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总院长，要求对他进行惩办。在这些控诉材料
中，指控的还有原县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原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原六区武装部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张明耻、贺霞等人。
处遗工作组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查清了一些事实，但对熊炳恩直接“指示杀人”始终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或者说熊炳恩始终没有直接作
“杀人的指示”。时任零陵地委书记的邓有志同志还专门亲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对立面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谈话：“黄义大同志，你对道县文革杀人的事情
比较了解，我要听你一句实实在在的话，熊炳恩到底指示杀人了没有？”黄义大回答道：“我与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么个谨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话不说，过
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县委主要负责人，没有制止杀人，反而支持杀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策划和指示杀人。当时，他站出来
工作，主要是分管生产，大权实际上还不在他手上。”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道县大屠杀如此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迅速铺开，没有一个统一的策划布置可能吗？
通过中间人沟通，我们采访了“革联”总指挥、道县武斗的“罪魁祸首”、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先生。对他进行采访，无疑有极大的敏感性和风险性，但为
了对历史负责，也就别无选择。采访之前，我已了解到，刘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坐了七年牢，差一点判了死刑，后又长期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担心他畏畏缩缩，不
敢讲话，及至见面马上发现所有的担心纯粹多余，这绝对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条汉子。他个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那双眼睛和嘴边的法令纹，眼睛又明又亮，特别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笔者有些发悚；嘴边的法令纹（俗称腾蛇）又深又长，麻衣相书云：“腾蛇入口，
饿死他乡。”刘某的腾蛇有惊无险地紧贴着嘴角而过，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精明强干、固执而又自负的人。我不由在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采
访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刘香喜是道县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贫农，小学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
朝，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宣化通信学院第一期。在部队历任文书、无线电班长、军官学校学员，无线电排长，军、
师、团、司令部通讯参谋等职。因军训中，腰部负伤致残，于1966年2月转业下地方，回到道县工作。回来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时间太久了
一点，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还停留在文革初期那个年代，他自称是毛主义革命造反派战士，而将文革中的对立面
“红联”称为“反革命杀人派”，将熊炳恩称为“道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家住在县粮食局里，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陈设老旧，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状态有相当程度的窘迫。比较有特色的是，客厅里挂满了条幅，都是刘本人的墨宝，内容也
都是他本人的诗。刘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就开始练字，据他自己说，为的是修身养性疗伤，他在牢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双臂几乎残废。看得出习的是颜体，虽
然功力尚嫩拙，却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七律 “文革”浩劫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关；
县中被困难防守，
“革联”智退杀人狂。
枪林弹雨“八•三○”，
“红联”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击一小时，
生俘贼兵三个连。
反动暴乱“九•二三”，
冲进县中要抢枪；
破坏中央“九•五”令；
贼心不死更猖狂！
这三首打油诗说的是道县文化大革命史中，“红联”和“革联”的三次大武斗。刘香喜便是因此被定为“打、砸、抢分子”的。其间充满了戏剧性，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便不横生枝节。
我们采访到刘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听一听他，确切的说是想听一听，“红联”的对立面“革联”对道县大屠杀的说法。
看得出来，刘香喜对于我们的采访充满了高度的戒意，也难怪，他凶险多舛的人生经历早已教育他，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第一个不可以轻信的东西。
我们的采访，严格地说是对话，围绕他在文革中的遭际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县文革杀人的问题。以他的精明不会不明白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虽
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点我很自信，我们想要的，正是他特别愿意提供的。果不其然，当我提到文革杀人的问题时，刘香喜深沉地一笑说道：“你们算是找对了
人，我就是道县大屠杀的一个‘活化石’，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写的对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揭发材料给我们看，但不准带走，要我们当场阅读，也允许适当地做一些抄录。这份控诉材料的最后一段赫然写道：“以上
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甘愿砍头示众！”我们仔细地看过了这份材料，凭心而论，抛开观点不言，所述基本事实与处遗工作组的查证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处遗工作组
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观一些，当然也更权威一些。
刘香喜说：“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后，‘红联’杀人帮由于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广大受蒙蔽的干部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
了‘革联’这一边，只有郑有志等少数顽固派，跑到月岩林场，负隅顽抗。1968年初，道县成立了47军6950部队、革命领导干部和我们‘革联’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6950部队的孙政委兼任革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是县委黄义大书记，我被任命为革委会常委，负责财贸口的工作。革委会成立以后，不到一个
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队和县革委的主持下，我们在县三粮库，就是原来的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参加的人有各单位的领导，‘革联’还有‘红联’的代表，还有与杀人问题有牵连的人员，一共250多人。这个学习班开了有21天，对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揭发交代和对质。当时我们派人深入各个区社，反反复复，几上几下，调查取证，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搞了一份调查材料，还有一个花名册，都是铁证如山
的。我记得，这些材料，我们当时打印了几十份，地区、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张福山手里，他也是‘革联’的一个头头，东北人，现在已经调回东北去
了。本来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一片大好，大屠杀的内幕也已经水清见底，当时我找到黄义大书记，建议他赶快把材料整好，报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恶极的
家伙杀几个，关一批。可是黄义大这个人太过于心慈手软，说什么‘不要着急，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材料摆在这里，不怕他们飞上天去。’结果留着这些家伙来
搞反革命复辟……
“那个时候，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要把湖南作为他们的战略基地，当时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就是林彪的一个黑干将，他们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
这个战略基地，把47军排挤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县支左的6950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连个招呼都没跟我们打，就撤走了。6950部队一
走，县里武装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权，就跟还乡团回来了一样，一下子天又翻过来了，‘红联’那帮杀人狂又再次掌权。这些家伙对我们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
方设计，捏造罪名，把我，还有黄义大书记，还有我们‘革联’的其他几个头头，统统抓起来关进牢里，捆绑斗打，进行残酷的迫害。张福山也被关进了牢里，他被
抓以后，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册也不知了下落。
“因为我反对他们胡乱杀人，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们进行坚决地斗争，被他们看成眼中钉，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后两次被他们抓入牢房，整
整关了四年。当时只喊要判我的死刑，听说向上报了好几次材料，都没被批准。我刘香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于死地，
也没有那么容易。从牢里出来的时候，两条胳膊几乎已经残废，我没有别的办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个就是练字，天天锻炼，用这个办法来治疗。无
论如何，我不能让自己的胳膊废了。他们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们斗争一天，我不相信这世界就没有天理了。这帮杀人狂的主子林彪说过一句
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这话我也信，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像他们的主子一样得到报应的。”
当我们问及：“据你所知，道县大屠杀，县一级的策划部署者是谁？”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熊炳恩！”
“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第一、他的8.5讲话和8.11电话会议指示，就是道县杀人的总动员令。”
“但是——他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指示要杀人呀？”我质疑道。
“你一个当记者的，怎么对中国的事情这么不了解？哪个当领导的作指示，会把话讲得那么明白？要靠下面理解执行。哪一次不是领导发话，下面层层加码？”
“当时讲这种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人呀！就是当时被打倒的石秀华书记都说过，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杀得他一个带路的都没有。”
“那要分时间、地点、对象，熊炳恩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讲的？区武装部长、公安干部，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
“那好，请说第二条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东门公社冯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誉院长’，杀人的时候积极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头上吧？”
“怎么不能算到他头上？如果他不主张杀人，他老婆会那么积极？这就跟贪污受贿一样，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点小九九我还不清楚。”
“请说第三条。”
“第三条最重要，杀人期间，他的秘书王××，多次给下面打电话，了解杀人进度，督促杀人。”
“但是，王××不会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当时正是双抢时节，熊炳恩分管生产，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各区社了解生产进度，顺便关心一下杀人的情况，这和指示督促杀人不能划等号吧？”
看得出刘香喜有些急了：“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明白？有些话只要把个别字眼变一下，意思就都变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当然会帮着他说话。熊炳恩当时是一县之主，一县之主支持杀人就是指示杀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必须要有证据才行。再说了，事情已经过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让我来查试试看，一个月之内，保证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组织策划杀人的，一个也跑不脱！乖乖地都得给我交代出来。”
我看了刘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难怪他们要判你的死刑。”
刘香喜说：“他们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们。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们的死刑。我不像黄义大他们心慈手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党纪国法拿出来一条
条套，套上哪一条就办到哪一条，没客气讲！为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早就作好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的准备。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把我关了三年，
无罪释放那一天，我冲到县委，抓住县专案办主任杨××这个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门河里喂王八。”
临告辞时，刘香喜突然说：“再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你们可以找贺霞采访一下，这家伙是个黑秀才、理论家，他手里有证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宾馆办学习班，处遗工作组廖部长、郭校长、陈书记等三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他嚣张得很，说手里有原始记录，现在不得交，什么时候抓他什么时候交。结果，到现在不敢抓他。为什么？就是怕他手里的那个东西。你们可以找他要这个东西。”
“他连处遗工作组都不肯交，还肯交给我们？”
刘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刘香喜说的这些，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上都看到过，凭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县杀人事件的总指挥，证据显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杀人的证据非常多，但反映他
直接指示杀人的证据很少。老实说，从内心深处，我们也曾隐秘的希望熊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头号人物。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罪魁祸首也找到了，来龙去
脉也查清了，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