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在仙子脚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区所属四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中，桥头公社不但杀人多，超过其他三个公社的总和，作派也与其他三社大相径庭，不但杀得早、杀得有模有样，而且还像上关公社一样召开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呢？
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向我们解释道：“现在的仙子脚区包括了文革‘杀人风’时的一个半区，当时的仙子脚叫五区，包括三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
公社隶属四区，当时叫桥头区。后来桥头区撤消，桥头公社和桥头林场划到现在的仙子脚区，桥头区的另外两个公社，乐福堂和杨柳塘划到了寿雁区。
我们说的全县唯一没有在区一级范围召开杀人动员会的，是当时那个仙子脚区，也就是五区，也叫红岩区。桥头区，也就是四区，不但区里开了杀人动员会，各个公
社都开了会煽动、策划杀人。这里面主要责任人有（原）桥头区武装部长廖明忠、（原）区公安助理员黄来顺、（原）区委秘书魏永登、（原）区农机站培植员柏福
然，（原）桥头公社公安助理员杨盛卿等人。”
“你讲的这个廖明忠是不是在营江‘红联前指’总部担任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的那个廖部长？”我问。
“对，就是他。他是桥头区策划、煽动杀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亲自批准杀害了两名贫农社员。黄来顺比他厉害，不但在全区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而且亲自
批准杀12人，桥头公社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就是黄来顺和杨盛卿策划的。桥头公社在公社范围内为主策划、部署杀人的是杨盛卿，他亲自开口点名杀4人，批准杀
20人。还有那个柏福然，他是一个“红联”的头头，是策划乐福堂公社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他在该公社亲自点名批准杀9人。桥头公社杀人最多的也是杀人最早的
是胜利大队，共杀57人，位列三甲，冠军是油湘公社的跃进大队，季军是蚣坝公社的沿河塘大队，亚军就是胜利大队。胜利大队杀人的主要责任人第一个就是杨逊
卿，是他最先开口指示杀人的，其余的就是该大队的书记何进兵、会计何臣安、民兵营长何来球、治保主任熊福保等人。被杀的人中有一名孕妇，一名在校学生。一
个叫熊福昌的贫农，因与熊福保有私仇，也被他牵出去与四类分子（及子女）一起杀掉了。胜利大队杀人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私设公堂，毒刑拷打被杀对象，用了老
虎凳、火烧等刑法，搞得险火得很。所以这个大队不仅人杀得多，致伤致残的也不少。
“该大队最先杀的两个四类分子，一个叫何光照，一个叫谢苏苏，这两个人是开斗争会打死的。8月17号上午，杨逊卿路过胜利大队，区贫协委员、大队会计何臣
安向他汇报大队的‘敌情’，杨逊卿说：‘你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六区、十一区、八区贫下中农都行动起来了，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你们还不行动起来，
等着地富搞暴动？’何臣安立即将杨部长的指示向支书何进兵等人汇了报。当晚，胜利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何光照被当场打死，谢苏
苏打得七窍流血，用门板抬回去的，第二天也死了。家人不敢伸张，用一床篾席裹了，偷偷埋了。
“19号，大队召开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联席会议，点名要把何静青干掉。散会后，大队治保主任何胜强到杨逊卿的住处请示。杨逊卿看到他顾虑重重的样子，很生
气，说：‘你们大队干部胆子太小，作不得卵用。’何胜强受到批评以后，连忙回去，对何世兵、何臣安、熊福保等人说：‘杨部长的批评我们了，怎么办？’大队
马上召开斗争大会，民兵把何静青押进会场，何臣安带领大家喊口号，用事先准备好的洗衣棒一阵猛打，何静青满头满脸是血，晕死过去。民兵营长朱来球（后来当
了书记）伸手在何的鼻子上试了试，还有气，又补了一鸟铳。
“第二天，杨逊卿专门到胜利大队，找到何臣安说：‘何善妙怎么还不斗？你们听不听讲（话），这种人还不斗，斗谁？……这种人不要说斗，打死都是应该的。’
当晚，胜利大队又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何善妙，不过没有在会上把何善妙打死，是会后拉出去杀掉的。杀了何善妙后，何臣安专门赶到公社，向杨逊卿汇报。杨逊卿
说：‘好得很，这是贫下中的革命行动……你们为什么不用枪打？何部长（桥头公社武装部长何福章）从寿雁回来，看到的那边都是用枪打的。’从这以后，胜利大
队杀人，基本都是用枪和鸟铳。
“在这之前，桥头公社，还有整个桥头区杀人都不是很多的，接着搞了一个万人杀人现场会，把全区的‘杀人风’推向了高潮。8月21号晚上，桥头区公安助理员
黄来顺从营江开会回来，打电话给杨逊卿要他到区里汇报敌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区公所和桥头公社得很近，杨逊卿接了电话，马上就到区公所向黄来顺汇报。听
了杨逊卿的汇报，黄来顺说有必要搞一个大动作，充分地发动群众。研究后决定，乘着赶圩人多的时候，开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大会，给大家看看。黄来顺说：
‘以前的那种斗争方式已经不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了，这一次一定要动点真格的。’杨逊卿说：‘黄部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办事什么时候塌过场？’
“第二天上午，桥头公社召开各大队负责人开预备会，研究开现场会的时间、要杀的对象、杀人地点等等，区里也来人参加了。黄来顺指示说：‘你们不要只抓小鱼
不抓大鱼，像蒋豪（军统特务）、何国瑞（伪团长）、熊艇（伪军官）这些人危险性最大，一旦阶级敌人搞暴动，他们是会指挥战争的。’开会之前，杨逊卿把何世
兵、何臣安等人喊到一边打招呼：‘今天开会要从你们大队杀几个人。’何世兵等人说：‘杀就杀吧！’首先点了蒋豪的名，但是年纪太大了，走不动。有人提议用
猪笼子抬起来。杨逊卿说：‘太麻烦了，换一个吧。’最后换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地富子弟叫何广贤。大家一致同意了。又向黄来顺作了汇报。黄来顺说：‘要杀就杀
吧。’
“8月23日，万人杀人现场会在桥头圩召开，胜利、大江洲、石排楼、上坝等大队都组织社员来参加，乐福堂、杨柳塘两个公社也派代表来取经。整个桥头圩挤得
水泄不通。现场会由公社团委书记蒋子荣主持，杨逊卿讲话。在宣布了何广贤反攻倒算等罪状后，杨逊卿说：‘现在各大队反攻倒算的，反动组织的，我们要注意他
们的动向，揭露他们的阴谋。会后，各大队都要行动起来，像这样的（指何广贤）统统干掉！’然后公社民兵将何广贤拖出去枪毙了。现场会以后，区、社两级干部
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事件在桥头区，不光是桥头公社，还有乐福堂公社、杨柳塘公社，很快形成高峰。”
接着，该同志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桥头万人杀人现场会后，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督促杀人的故事。这个仅杀两人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竟比轰轰烈烈的桥头万人杀人会强烈百倍。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8月23日桥头杀人现场会后，区、社两级干部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工作，8月24日，杨逊卿带着公社妇女主任鲁××下到大
江洲大队。
他发现大江洲大队开了现场会以后，居然没有很大的反响，非常生气，严肃地批评了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思想保守、行动迟缓，并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召开生产队以上
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了两人。
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75岁；何国新，男，5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优先杀这一老一小两个“阶级敌人”呢？原来大队开会时候，有人提出地主分子秦秀容家土改时还藏有蛮多光洋没交出来，
还有存折。秦秀容的汉子（丈夫）在外面当过官，家里都是读书人，哪会没得钱？据在她家做过长工的老人揭发，旧社会，她家里光洋用升子量，餐鱼顿肉，连我们
做长工的都跟着吃好的，腊肉切得巴掌大一块，油水重得粘嘴巴。还说秦秀容跟孙子何国新传授变天账，指着那些土改时分掉的田和房子说，这里原来是我们家的
田，那里原来是我们家的屋等等。现在秦秀容家已经没得什么人了，有个小儿子在外县教小学，已经和她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母子关系，好几年没有来往，只剩下这
一老一小，老的老，小的小，要是哪一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到哪个手里。耍不好，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
于是决定先拿这祖孙两个开刀。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有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索子（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5岁的何国新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式，吓得跪在奶奶膝下，哭得凄惶：“妈妈（奶奶—-道县方言将袓母称为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他们就不会杀我们了。”
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都说人越老越怕死，这个秦老太太硬是看到棺材不落泪。你自己自寻死路也就罢了，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5岁的小孙子也要陪着自己死？
何国新见奶奶没反应，又转过身求那些拿着梭标、马刀、鸟铳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我听话，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他抱住这个人的腿，这个人轻轻一脚把他踢开。他跪在那个人面前，那个人把个脸背过去……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们。”杨公安再次交代政策。
“去，跟你妈妈（奶奶）说去，只要她把光洋和存折交出来，保证不杀你！”大队上的人见他说得可怜，再次指条生路给他。
何国新又回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地哭嚎，拼命地哀求，哭得嗓子都哑了：“妈妈，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啰，他们说了，交出来就不杀我们！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来有什么用？妈妈，我怕死，我想活……”
可是，秦秀容居然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养活你？履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如跟妈妈（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遂一起被活埋。
回到县委招待所以后，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满眼满脑都是秦秀容和何国新扑朔迷离的身影……一点黏黏糊糊的液体最终还是不听话地从眼角溢了出
来，沁湿了我的双鬓。说来也怪，它一流出来，紧绷绷地心头顿时就松了许多。我悄悄地爬起来，到公共卫生间打了盆凉水，洗了把脸，然后又回到房间里，打开
灯，在记录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别让野狗把我刨了出来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像一颗种子那样
深深地种下
我会慢慢发芽
慢慢长大
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
开出一朵流泪的小花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听了专案组同志关于仙子脚区杀人概括的介绍后，我问：“听说上坝大队杀了一个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来之前，我们在县里查阅材料
时，得知道县杀人事件最后一个遇害者是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中农何余祥，但究竟为何被杀，怎样被杀的，材料中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到桥头公社重点要采访的除了
万人杀人现场会之外，就是这件事情。这封刀一杀不弄清楚，我们对道县杀人事件的采访就无法画上一个句号。
专案组的同志听我这么一问，笑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事。何余祥是‘乱杀风’中最后被杀的一个人。他们叫‘封刀’。杀了这个人以后，‘杀人风’就算彻底
停息了，以后再没有杀人。实际上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杀人强奸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号被杀的，这个时候，道县的‘乱杀风’已经基本平
息。47军6950部队是8月29日进的道县，到9月下旬整个道县基本上就不怎么杀人了。杀害何余祥的两个主谋，一个是大队长易长进，一个是民兵营长唐贵
庭。唐贵庭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恶习很多，他与何余祥过去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想乘这个乱杀人的机会搞报复。正好大队长易长进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两个人
一商量：再不动手就没得机会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在马鞍桥的凉亭屋用鸟铳将他打死了。杀了何余祥以
后，易长进不但霸占了他房子，还强奸了他的老婆……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还多次参与该大队的杀人活动。特别是唐贵庭，他在8月29日，参与杀害了地主分子唐
广厦，当晚又伙同另外两名杀人凶手易长正与刘大钧把唐15岁的女儿轮奸了。”
听了专案组同志的介绍，我们提出想去上坝村采访一下当事人。专案组同志说：“这两个已经逮捕法办了，具体关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你们回县里一问就知道了。
你们要去上坝村采访，那里离这边有蛮远，路也不好走。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在区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们想办法弄辆车，送你们到上坝水库，从那里到上坝
村很近。”
专案组同志的这个建议其实很不错，当时我们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时间还早，所以还是坚持马上动身去上坝村。专案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帮我
们借了两部自行车，告诉我们骑单车两个小时可以赶到。他本来也想陪我们一起去的，由于只借到两部车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们的下怀，这段时间我
们的采访，多数由专案组同志引领陪同，一方面给我们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由度的采访一定有其巨大的
局限性。所以，我们像两只翅膀开始长硬了的小鸟，跃跃欲试地试图体验单飞的滋味。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简易公路，我们骑车去上坝村。骑单车对我不是什么难事，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都要骑四、五十分钟的车上下班，一口气骑下来，
根本不觉得累，速度还蛮快。可是这回才深刻得体会到沙石简易公路和柏油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骑出去没多远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张明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想
起当年当知青时，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粮站送公粮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叹，人变“修”太容易了。骑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两个大腿
根也被车凳磨红了。山路却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们只好采取上坡推车步行，下坡骑行的办法继续赶路。这一招还真管用，马上轻松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
很多。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花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总算到了上坝村。进村一打听，不巧得很，支书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们顿时傻了眼，接头的人不在，找
别人，又不当家理事，作不了主。一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采访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同样也遇到了：被害者遗族对我们有戒心，尽量地回避我们；基层干部对杀人情况或
者记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杀人责任人要么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要么干脆躲着不跟我们见面。说来说去，对杀人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地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我们绕
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得的就是这么个结论。张明红感叹道：“看来，哪条路子上来的人，就只能走哪条路子。‘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阵。”
这时天色已然向晚。山区的夜晚来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绛红的霞光降临到都庞岭上，观察它瞬息万变的色调确实是一个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
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峦如此雄浑、淳朴，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风，纯净得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罪孽的痕迹。从群山中吹来的凉爽的夏季风，鼓进衣服里，浑身的汗马上收
尽，但两条大腿却痛得更厉害了。没有办法，还得赶回去，至少得赶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来。”我对明红说。
“怎么样，走不动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张明红看着我，嘴角含着一丝诡异的笑纹，“还是看我老张的，这附近有个桥头林场，我们到那里去想办法。”
张明红不愧是“地头蛇”，桥头林场的领导看到记者站张站长来了，热情得不得了，马上杀鸡置酒款待我们。我们也真的饿了，顾不上讲太多的客气就大吃起来。大
块鸡、大块肉倒是很对我的口味，但是那个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打头，当时我并没有多喝，尽管场里的几个干部轮着劝酒，我还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
是酒劲很快就直窜头顶。这酒肯定有问题，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假酒，奇怪的是他们喝起来都没有我这么强的反映。也许是他们喝惯了。也许是我太娇贵了。酒足饭
饱，月上中天，几位场长留我们在场里过夜，我们坚持要回区里去。场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们回仙子脚镇。
上车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三晃两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些发胀，还有些发痛，但还是强撑着不让自
己睡着了。这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车灯的光柱里照着了一只野兔子。他们几个人跳下车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车上感到膀胱胀，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车。
其实夜半三更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一辆车，下了车扯脱裤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见一样，想躲到路边一块黢黑的阴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个
阴影里走去……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将我拉住：“小谭，你干什么？”是张明红的声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他却把我拉得更紧
了，连小便都不让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车，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脚区的旅馆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张明红哈哈大笑着走进来：“来，来，我们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阎王的鼻子，差一点我们今天就要给
你开追悼会了。”看着我茫然惊讶地眼神，张明红告诉我，昨晚他们几个人下车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来还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
我正向悬崖边走，连忙大声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听见，急得他跑着追过来，就在我走到悬崖边上还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桥头林场的
司机讲，那块悬崖下面有十几丈深，一脚踩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听了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好久嘴都合不上来了。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把再去上坝采访的计划放弃了，匆匆地赶回了县里。当时想，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
不过，在仙子脚区采访中我还有一个在其他区社没有的收获，那就是在一位专案组同志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七律
处遗工作有感
步主席《长征》韵而作
处遗不怕工作难，
废寝忘餐只等闲。
桩桩血案无法纪，
滚滚人头似泥丸。
潇水当年浮尸满，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会指航向，
拨乱反正尽开颜。
我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得多好，多深刻，严格地说，作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处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感情倾向！同时也折射着处遗工作
的难度。这样的诗（或文）出现在杀人最少而问题揭露得相对较深的仙子脚区难道仅仅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吗？道县处遗工作组中，喜欢舞文弄墨的笔杆子不少，为
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处遗有感”呢？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每一个处遗工作组具体工作人员对待道县杀人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他所负责的
那个地方或那些专案问题揭露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有些地方，处遗工作组的人员与杀人责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干脆就住在杀人责任人家
里，这些地方杀人问题就根本揭不开，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涂。
道县县委在“文革”非法杀人事件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情况的总结材料上说：“通过处遗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做好了被害者
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第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绝大多数遗属感
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的情况是，整个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但严重的历史教训
并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数被害遗属感到有冤难申，大多数杀人事件责任人不认错，更无从谈到认罪。我这样写，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对不起广大处遗工作组的同志
们，特别是那些给予我们采访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失望极了，认为我就是一条养不亲的“白眼狼”！
我们深知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非常不容易，两年多来，付出了极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艰难，之细致前所未有。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被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
处遗工作组的一位同志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下到道县时，道江镇到处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饭馆里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饭。一端起饭碗，就有好多衣衫褴褛、
面有菜色的乞丐围在一边，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饭碗，有的甚至干脆就跪在一边，等着，也不说话。那个样子叫人哪里还吃得饭下。只好放下碗走人。这些乞丐
一窝蜂涌上去，连盘子都舔得好像洗过一样。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道县杀人事件遗留下来的孤老孤残，和有家难归的遗属。他们想做工，没得人要；要干点别的，早已
下破了胆子，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古讨来不犯法。”
当时在道县“杀人无罪论”（杀四类分子没有错），“杀人有理论”，“杀人有功论”、“杀人保权论”（杀四类分子就是保卫红色政权）大有市场。传统的常识遭
到颠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常识范畴，特别是它侵入的不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脑，还有大量的读书识理的大脑。意识一旦成为常识，就会变得有
理讲不清了。工作组一进场，立即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几个四类分子，杀了十几年了，还翻起来搞什么名堂，真的是吃了饱饭没事干！”有的说：“好
多工作都没做好，还来做这号没屁眼的事。”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
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
一个公社书记则说得更具体：“你们下来帮我们抓生产，搞计划生育，我们杀鸡杀鸭打酒给你们吃。搞这个事，不得人心，饭都请你们没得吃！”
为了帮助群众搞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法制观念，工作组的队员口都讲干、腿都跑细。特别是为了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逐村逐人，一个一个地落实，真正做到了“来要到头，去要到尾”。 为此，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组，进行重点清查。工作量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胆大包天，竟敢轻轻巧巧进行否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时代
有它内在的苦难，身处其中的人谁也无能逃脱，但是希望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对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才能拯救我们自己，除了勇敢地大声地说出事件的真像，我们别无选择。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