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采访苑礼甫和郑有志的手续。我们坐在零陵地区三监狱的接待室里，眼睛盯着窗外的高墙和墙上的电网，脑子里充满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
和叫人肝肠寸断的血泪控诉，我们不敢据此去想象他们的尊容，在道县这一段时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们，用沉淀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个疯狂时代的事物，十有
八、九者错。
深深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人来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阴影正在逼近。
首先会见的是郑有志，他在狱警小林的监护下，接受我们的采访。
郑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前线总指挥长”的余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个粗人，也不善辞令，所说情况，与我们看到的材料基本无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此人比较实在，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凭多年的记者生涯，阅人多矣的直觉罢了。
他说：“我50年当兵，58年转业回道县，任邮电局指导员。原来准备提拔我当邮局局长，后来领导看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袭重点月岩区担任
武装部长。区内有个千家峒，是防敌特空降的重点区域……我在那里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得到县、地区和省里的表扬。65年和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
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县里还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你们肯定看过我的档案
了。从那上面，可以看出，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是没有个人考虑，反正要求自己斗私批修。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
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每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得下
心？67年8月8日，县里少数派枪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
是支持‘红联’的嘛……
“8月16日，我在营江，周仁表来说我们区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都发展了上千人，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等
等。我一听感到问题严重了，就同意回去开个干部会。在会上我传播了这些敌情，后来听说都是假的，可当时不知道呀，没想到后来杀了那么多人。真的，我当时一
点都没想到！我凭良心讲，当时我对杀人是不主张的。8月19日，区秘书曾庆宣打电话来，报告我一个好消息，说清塘廖家一下子干掉了6个四类分子。我听了心
里暗暗感到吃惊，说这样杀要不得，要他赶快制止。这个事，你们可以找曾庆宣调查。第二天，当时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来营江，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区杀了6个人
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主要是枪杆子的问题，枪杆子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了。农村里的事暂且不要去管它。’21号，军分区赵副司令员、鲁参
谋、47军梁代表来营江，我又向他们汇报了杀人的问题。赵副司令问全县杀了多少？贺霞告诉他，大约杀了一百多。赵副司令说：究竟杀了多少人，统个数字报上
来。我又提出：‘这么杀都行的？’赵副司令说：‘江青同志讲了的，这就叫文攻武卫。杀了还不是杀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卫贫下中农的问题。’
“你问这些情况确不确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乱讲的，有实讲实，没讲的不会说讲了，讲了的也不会说没讲。23号，我与贺霞又商量派人去请熊炳恩出面开会制止
杀人。24号，贺霞告诉我熊炳恩说他没有办法，枪也抢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没有保障，怎么开会？其实，当时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
到道江镇居民，三个五个一伙，到方向好大队的水井打水，就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担井水，他们说河里浮满了死尸，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晓得问题严重了。后来，
我们商量开个会制止，原定区、社来个领导，‘红联’来个负责人，25号报到，26号开会，开三天。贺霞与黄涛他们一商量，改成开政法干部会。
“到29号，会上，有人提出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坚决要杀的怎么办？我打电话请示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刘政委答复说：‘我也没得办法……’
“判我的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但是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我当时所讲的话，
都不过是把他们讲的重复一遍而已。再说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都说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四类分子可以
杀一、两个……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关了，现在又说我是故意杀人罪，又要坐牢……我认为道县杀人的事，我有责任，但绝对不是主要责任。”
接下来的是苑礼甫。他为无辜被杀的569条人命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然而结果却使我们失望。他与郑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
看人好像很恭顺的样子，但说出来的话句句蕴含玄机。他是1961年从衡阳师专毕业后，从学校调干，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政治学徒。1967年时任道县祥霖铺
区区委秘书兼副区长，1984年由道县纪委副书记调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入狱后在教师队教书。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文质彬彬白面书生似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王呢？
他说：“我因1967年8月道县杀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脱产干部中的冠军。捕后，思想很复杂的，从大局看，想得通，这么大的事件需要有人来负
责；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道县杀四类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组成的。不是哪一个人一声喊就能杀起来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后，党的路线越来越左，农村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强，农民对
阶级敌人越来越恨，这是思想根源。62年道县的战备教育影响很深，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那阵子，道县先后开了三次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对区、社书记讲话
时就说过，凡是有风吹草动，就要把四类分子通通杀光，要蒋介石走上大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当时空飘的反动传单也很多，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抓得很紧，唱歌也唱
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群众对阶级敌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县出现大乱，8•8抢枪，各级领导，还有公检法都瘫痪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少
数阶级敌人破坏，这里有反革命组织，那里有反革命组织，这里地富反攻倒算，那里地富造谣破坏，你现在讲都是假案，可当时哪个晓得？全县7起大案，破案4
起，抓了人，杀了人(全部冤家错案)。在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响下，以为真的阶级敌人要变天了。全县乱得很，群众怕得很，从开始杀人到结束，也没看
到上头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只讲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一点，当时47军发了个《社情电报》，下面又错误理
解，讲阶级斗争严重，讲贫下农自卫，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干部，我不可能超越时代，肯定在这个杀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现。但是，判决书与事实出入太大，颠倒是非。责任没有分
清，用法不当。蒋光德打电话来，要我补火，要我抓紧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会上传达了他的指示，却判了13年，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蒋光德说
是向我汇报工作，这完全不合事实，我作为一个副区长，当时还是挂起来的领导干部，哪有那样大的权力？
你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我想你也会有所了解的，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
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执行。我当时还打电话向县里请示了，县里叫我莫管。再
说，我并没有布置怎样杀人，杀多少，相反我还宣布了坚决不准乱杀，谁乱杀谁负责任。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结束了对郑、苑二人的采访后，从那扇沉重的大铁门里走出来，走上繁华似锦的街市。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气鼓鼓的。特别是对苑礼甫印象坏极了。讲了那么多历
史背景、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更谈不上所谓的良心忏悔。569条人命，13年徒刑，他还有胆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对张明红说：“你信不信，把郑有志换到苑礼甫那个位置上，他绝对想不出‘大扫除’这号损招。”
张明红一笑道：“那是当然！郑有志这种人，上头喊杀，他绝不手软，上头喊停，他马上收手。不像苑礼甫，还要有所发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号人身上！读了几句书，背得几句语录，就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实屁都不懂，浅薄得很。你说他屁都不
懂，官场学、登笼术，他又无师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红顶子，他还讲得冠冤堂皇。什么敌情啦，什么大案啦，什么反动组织啦，什么反动纲领啦，全是他们无中
生有，捏造出来的；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啦，什么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啦，全是他们这号人煽动的。几十年来，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作为垃圾抛弃，糟粕改
头换面蛊惑人心，这号人物正好风云际会、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没饭吃，做工的人没衣穿，他们还不罢手，大话、假话、套话，一套一套，真话一句没有……”
“好了，好了。”张明红见我说得义愤填膺，打断我的话说：“‘牢骚太盛防肠断。’你这样容易激动，迟早要出问题的。”
没想到，明红一语成谶，不久之后，果然因我呈一时口舌之快，致使我们的采访工作被迫中断。
笔者的一位朋友针对苑礼甫，还有蒋文经、梁域这类人写过一篇专论，特录出与读者，也与苑、蒋、梁等人共析。
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论苑礼甫现象
举世震惊的道县大屠杀，实是由来自有。窃以为其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两千年前，痞子文化即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楚汉相争，农村痞子刘
邦胜，旧贵族项羽败，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打下灾难性烙印。其后历朝历代，上至宫庭斗争，下至黑道倾轧，无不渗透了痞子化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向
来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起到某种类宗教的代偿作用，经由统治者钦定御用而产生蜕变的旨在调节社会的儒家学说，近代以来，在其他强
势思潮的冲击下则又礼崩乐坏、日渐式微，实难遏制不择手段、没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的剧烈痉挛，亦不过是痞子化地延续
着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远胜于建设性。改朝换代，战乱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战乱，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都致使人们流离失所，
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会土壤。降及近代，整个农村社会在清乾隆中叶即已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笔下《阿Q正传》
中的“未庄”，其实正是这种劣根效应的文学缩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态大破坏和三年大饥馑，由“一大二公”而“一穷二白”。如此屡经折腾、饱受贫困
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国农村，遇上特定的社会大气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为祸暴烈，亦自是势所必然。
河清难俟，否（痞）极泰不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如此，与痞子化凿枘相应的“贫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二十世纪初，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当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成功地将中国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武装夺取了政权。继而，便有了横行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极左政治，有了饿殍千万的三年大饥馑，有了王光美自作聪明
的“桃园经验”，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力归贫协”，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顺势而发，灭绝人性地制造惊天血案的道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
法院”，焉能不应运而生！此旷古未闻之大屠杀，杀人理论上、力量上皆处于绝对强势状态，抵制杀人的则是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礼甫者流，就是与农业中国痞子文化血缘最近、最可靠的学生和基本队伍。这些人能力有大小，个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价值观绝对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
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娘胎里带来的封建主义
烙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恶事都敢做。切勿小觑了这帮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农村秀才干部的巨大能量，一个强大的
系统如果充溢着这种人其危害性更会百倍放大，道县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动并组织实施的，光是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阿Q们绝对掀不起这样的滔天恶浪。这些人
对中华文化的糟粕无师自通，又无道德信仰约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并期以挠到痒处，而平步青云。此种例子，屡见不鲜。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
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们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亦具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奴性异化的盲目发泄和盲目
追寻出路。而趋炎附势的习性，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谬。这些人浅薄浮躁而又嗅觉灵敏，不学无术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
只言片语，杂以封建主义糟粕，奉为金科玉律，以谋私利，以售其奸。他们深悉“宁左勿右”个中妙处，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此类人推波助澜，兴风作
浪，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道县大屠杀不过是其中小小一例。一个再伟大的国家，一个历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经不起这些人经年累月的啃噬。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和杀人最少的区、社，企图从中找出一些所谓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做有两点原因：一是采访本身的需要。应
当说我们这次采访是带有某种任务的，那就是寻找光明面，不能把道县杀人事件写成漆黑一团。二是我们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支撑我们精神世界
的所有支柱，都在倾斜、崩裂、坍塌，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唐山大地震。对别人，对自己，甚至对人类本身，至少是对中国人本身都产生了一种凉透心底的绝望
感！许多个夜晚，笔者在一些极其荒诞的梦中惊醒，醒来后，却又想不起梦中的内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觉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来支撑
自己不至于彻底崩溃。
那么，除了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没有来开会，从而没有收到杀人指令而没有杀人外（我们称之为鲁草坪现象），其他那一些杀人较少或没有杀人的区、社、大队又因所而何呢？
我们来到仙子脚区进行采访。
仙子脚区位于道县西部都庞岭山麓，区政府所在地仙子脚镇距县城32公里。这里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势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岭就耸立在该区的西南
端。西部都庞岭，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两大山系分界线上，有道县最为险要的关隘——永安关。永安关雄踞仙子脚公社下坝洞大队的梯子岭上，海拔304
米，距县城96公里。梯子岭下是广西境界。关口居高临下，峻峭险拔，昔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关处有石窦，泉水潺潺，清可见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发源于该区
桥头公社崩塘大队。洑水的源头是一条地下河，河水从崩塘乡的一个岩口迸出，水质清澈，长流不断。据当地人说，这下面的地下河是从广西全州白岭山中入口的，
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从这里流出来。据说有人在这里看到过从广西那边撒入水中的谷壳。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发源地下行不远的上坝村附近，是道县著名的
上坝水库，山青水秀，风光潋滟。该水库文革刮“杀人风”时尚未修筑，1971年底开始拦河筑坝，1980年4月大坝主体竣工，1983年6月大坝闸门因质
量问题，变形断裂，致使洪水成灾，给水库下游的桥头、会潭、仙子脚三个公社造成巨大损失。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水库的抢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
水成灾的痕迹还依稀可辨。
仙子脚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得名。相传舜帝南巡时，在草鞋岭丢失了一只鞋履，赤着一只脚走到这里。在这里一只脚站着，换了一双新草鞋。在舜帝换鞋的石灰岩坡
上，留下了一个硕大的仙人脚印。舜帝的两个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寻夫，在这里发现舜帝的脚印，非常高兴，于是将“五谷丰登”和“人丁兴旺”两句美好的祝愿留
给了这块土地。从此，这块女英、娥皇祝福过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岁岁，盛开鲜红的杜鹃花。
“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层层开过……”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专门为歌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写的歌曲，可歌词的内容
竟与眼前的景物如此惊人地不谋而合。在仙子脚区采访时，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专门带我们来此寻迹瞻仰。我们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五体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迹
里，想吸取一点帝子留下的仙气。
仙子脚区是道县杀人最少的区。全区有八个大队未开杀戒。说杀人最少，其实杀得也不善！全区共杀152人（被逼自杀32人）。其中，抢杀103人，刀杀4
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
为唯一没有灭门的区。笔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杀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3.6‰，如果以当时全国7亿人口计算，按这个比例杀遍全国，至少要杀250万人以上。
当然不能跟蚣坝区相提并论，按蚣坝区的比例杀遍全国，要杀3500万人！
该区开始杀人的时间并不晚，应当说是属于较早开始杀人的区之一，第一个被杀者是红岩公社七星大队的四类分子胡祥，被杀时间为1967年8月21日。因当时
“杀人风”刚起，该大队支书心里不托底，杀人前，曾三次请示区秘书胡光学。（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胡是该区主杀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该区的很多杀人事件都
与他有关。）胡光学第一次答复：“你们自己决定。”第二次答复：“我跟你们讲了，这件事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第三次答复：“你们决定
要杀，那就整好材料，开会宣布再杀。”并借了区武装部长王先志的手枪给七星大队去执行死刑。
七星大队杀胡祥在仙子脚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其他各区情况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发，万紫千春满园”。仙子脚区的杀人情况又会怎样发展呢？
（1967年）8月24日，该区“抓促小组”负责人区公安特派员蒋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没有查到一处写着可以随便杀人”
，他带着这个“活思想”敲开了区武装部长、区“抓促小组”的另一负责人王先志的房门，与他交换意见。王先志表态说：“那就让他们先杀吧，我们看一看再
说。”
8月25日，区里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杀人问题，由于蒋、王二人的态度，会上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会后，胡光学打电话给红联头头唐铭植、刘昌林等人汇报会议情况，说：“他们说不杀，我们要杀还不是杀。”但是权力核心不动，下面纵使要杀也只有这样凶。
后来营江“前指”两次打来电话，督促杀人，该区都没有往下贯彻。蒋正田的“右倾思想”使得郑有志等人非常义愤：“这个东西离阶级敌人只有三寸远了！”为了挽救他，帮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过来，郑有志请示上级同意后，缴了蒋正田的枪。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直接采访到蒋、王二人。他们不愿意就这个事情接受任何人采访，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只是凭良心说了两句话而已。他们希望平静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宁。
当时担任仙子脚公社党委书记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我们区（五区）的杀人，主要是在附近区社杀人风的影响下发生的，当然少数区社干部也有责任，但大部分人对这样乱杀人还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们公社下
石塘、七家湾、老福地等大队陆续发生了滥杀四类分子的现象。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马上与公社武装部长周桂章商量，决定召开一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制止杀
人。我们先后开了六次会，47军(不准随便杀人的)通告下达后，我们公社干部又分头下到各个大队，宣传贯彻。杀人风杀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变了味，
是人都杀。当时我下到的点是老福地大队，我隐隐听得一点风声，这个大队的贫协和造反派策划着要搞掉原大队长睦道义（“四清”下台干部）。他们在税务所开了
讨论会，决定晚上十二点正动手。当时，农村里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把电话打到公社邮电所，问几点钟了。值班的话务员问
他，这么晚了，问时间干什么？那人笑了一下，说十二点杀壮猪哩。话务员多了个心眼，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话务员的报告，虽然搞不清楚是要杀哪个，但知道
是要杀人，连忙叫了武装部长周桂章、公安派员郑启炳
，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抢在十二点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队。一了解情况，要杀睦道义。我们连忙制止了。又把睦道义带到公社保护起来，直到5天后风浪平息了，
才放他回去。”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少的是仙子脚区会潭公社，仅杀17人。我们为此专门到会潭采访，此行的目的不是采访杀人，而是试图采访抵制杀人的事例。一个公
社杀17人，放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可是在道县，36个公社杀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够把杀人数字控制在这样的小两位数上
确实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杀人风”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失望了，会潭公社杀人较少的原因简单得叫我们感到绝望：仅仅因为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
员会。而与它同属一区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远更靠深山老林，却杀人比较多，就是因为公社召开了杀人动员会。
结果，原本打算采访抵制杀人，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采访杀人情况。
一位在仙子脚区搞专案的工作组同志告诉笔者：“会潭乡的杀人事件虽然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并且明显地有受其他区、社‘杀人风’影响的迹象，但贫下中农
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可以说基本没有。所有杀人个案都有社、队干部插手的证据。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员熊景峰，他亲自写条子批准下面大队杀4
人。”
他向我们讲了该公社的三个杀人案例。
一、会潭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子弟叫熊义枫，是桥头小学的教员，“杀人风”中，被会潭大队民兵彭家奇等人从学校抓回大队，逼他出钱赎命。为活命，熊义枫交出现金150元和存折170元。几个凶手把钱分了，又把人杀了。这个案子就是请示过熊景峰的，熊景峰说：“赶快杀了。”
二、石枧大队要求每个村子（生产队）杀一个，结果为了凑数，同时也顺便减轻集体的负担，熊家湾村将一个五保户杀了。
三、大地夫大队大队会计何月拱、民兵营长唐广元等人，在公社已经传达了47军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坚持将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儿子唐广友杀害。唐修春有个
女儿叫唐广惠在寿雁镇雁乡中心小学教书。何月拱又纠集多人到学校，要把唐广惠揪回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由于学校领导不同意，并派人到区公所请来领导制
止，唐广惠这才躲过一劫。人带不动，何月拱提出，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从会潭赶过来，中午饭都没有吃，怎么办？唐广惠只好拿出仅有的30元
，为他们办了中午饭。吃完饭，何月拱等还不走人，还要跟唐广惠要路费。唐广惠没有办法，向其他老师借了35元钱交给何月拱。不过，她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像
熊义枫那样交了钱丢了命。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沙田公社采访，想对比一下，开了动员会与没开动员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日岗等人召开了一个公社干部和各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抓促”会议，会上，蒋日岗等人大讲特讲所谓“当前的阶级
斗争形势”，所谓的“敌情”，当然也讲生产问题，但重点讲杀人问题。蒋日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四类分子不乱说不乱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能太天真
了！……关、斗、杀都得用上，该关的关，该斗的斗，该杀的杀。”又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们（贫下中农）就是人民。”这次会议之后，该公社陆
续杀了26人。当时，公社干部傅关爱、王许夫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杀人不行。蒋日岗说他们是叛徒，指示民兵把这他们吊起来，捆了7个小时。第二天又专门
开会,“帮助他们受教育”，并勒令二人“低头认罪”。幸亏傅、王二人“根正苗红”，不然危乎险哉，加之检讨写得“深刻”，总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蒋日岗从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又召开了一个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蒋在会上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抓几条大鱼的，小鱼崽崽我不
感兴趣。”又说：“你们要杀就快一点，不然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会后，一些大队又匆匆忙忙杀了一批，有些原来没有杀人的大队，这次也杀了。
沙田公社杀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队杀贫农社员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队长何礼道的意见，文革“乱杀风”时，何礼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积修
（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手中当过“伪教员”，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提出要杀。杀何积修的时候，何礼道顺便把何正民一起牵出来杀了，遇害时25岁。杀人
之后，何礼道带着几个杀人凶手，拿着马刀和索（绳）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着何正民的妻子阳修元说：“我们这几个民兵，你跟哪个好，你自己选，不跟就杀
了你。”几个人将阳修元轮奸后，又威逼她嫁给老光棍何好菊。阳修元不愿意，又被何正榨霸占了20多天。直到47军宣传不准杀人，来到村子里，阳修元才得以
脱身跑回娘家。
笔者在沙田公社采访时，还发现了一个案例，这个个案在专案组同志的眼里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它既没有杀人、又没有强奸，而笔者却顽固地认为它的典型意义丝毫
不逊于那些杀人夺妻案、杀人谋财案。此案发生在小伟大队。8月29日，该大队的干部在公社开完杀人动员后，回到村里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召开大队党员、干部
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由于在公社开会时，公社领导说了“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同时也说了“不要滥杀”，这个调子定在这里，不好大开杀戒。“调皮捣蛋可以
杀一、两个”这个不消说，问题是一贯“老老实实的”怎么办？该大队有一个富农子弟叫何汉存，平时表现还算可以，那么就叫他出钱保命吧。但话不能说得这么直
白，于是生产队干部就对何汉存说：“你是属于那种可杀可不杀的，但是我们还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现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动交出浮财、地契，
结果都没有杀，有的还给定了个开明地主。”何汉存一听，连忙回家拿出仅有的90元现金交到生产队。队上的人一看很生气，这么一点点钱就想保命？对他说：
“你呀，不要想蒙混过关，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脱掉裤子割尾巴！”何汉存一听连忙跪下来：“我脱裤子，我脱裤子！”马上跑回家，把家里的一头毛猪、2床
棉被，20斤猪油、9只鸡、4床被单、8件衣服、床铺、洗脸架、银首饰约3斤，一间房子统统地交了公，总算免了一死。但何汉存的妻子又惊又吓，忧虑成疾，
不久后病死。剩下一个16岁的女儿，何汉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万一又要杀的时候，好给她留条生路。
令小伟大队的干部、群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村以后，何汉存第一个跳出来了，“变天帐”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想当年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动
要求交公的，队上不愿意收，他急得直哭。这会子，又说是逼他交钱保命。谁逼他了？大队干部气得要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把这小子留下来！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