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审章塘公社杀人前三名的大队是：前进大队，杀39人，其中自杀1人；红日（送洲）大队，杀33人；红岩（葫芦岩），杀30人，其中自杀7人。三个大队中，红岩大队相对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红岩大队，也就是葫芦岩村，是沱水边上一个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东边的沱水（潇水的上游）上有一个渡口叫葫芦岩渡，这个渡口很有名，凡道县人很少有不知道
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摆渡，大约可载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华的古道从这里通过，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来来往往倒也难得清闲。村后的山上，石多树
少，但总体说来山清水秀，淳朴，自然，简约，又充满灵秀之气。
（1967年）8月25日，红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甫爱等人从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回来以后，第二天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洞民会议精神。
周甫爱把公社开会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队会上，他招呼大家对着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红宝书先搞敬祝。敬祝完毕后，周甫爱说：“大
家先不忙着坐下，让我们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大家把红宝书翻到第×页，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一、二、三——起”与会者
随着他的口令齐声读道：“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个程序叫
做请示。请示完毕后，会议进入正题。
周甫爱说：“……前一段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别的先进大队比，我们还是落后了。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
十分嚣张……别队早就行动起来杀地富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行动。今天把大家找得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调皮捣蛋的要不要也杀他两个？”
“要杀！调皮捣蛋的不杀他两个，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
“上面已经开口要杀了，那就杀吧。”
周甫爱看到大家认识已经统一了，又说：“那好，我们就议一议杀哪几个。”
他这一开口，下面反倒冷了场。因为问题具体了，点名点姓把人提出来，多少还是有些为难。够得上砍脑壳条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这些人，不说老实阿弥陀
佛一个，但也很难想出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这种现象，笔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第一次研究杀人的时候，很多大队杀人的名单总是很难提出，总是要上头（公社）
来人督促，或者大队上有人坚持。杀了第一批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周甫爱见大家不吭声，就说：“你们不提，我来提。杀一个（周）甫文，再杀一个（邱）声凤，大家讨论一下。”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骤然安静下来了，原先还有些人在交头接耳，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么会这么紧张呢？蹊跷就在周支书提名的这两个人身上。周甫文好说，
富农（其实是子女），杀就杀了；但是邱声凤是个下中农，关键是他还是周甫爱母亲陈满女的老相好，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周甫爱对此早就憋了一肚子
火，觉得太伤面子，按说他是一队之主，大队上的事他说了算，要对邱声凤采取点措施，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又是个孝子，有些怕母亲，不敢惹母亲生气，所以就
变成豆腐跌到灰里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说，邱声凤这个人杀了也没什么大关系，但陈满女性子烈得很，杀了她的老相好，会跟你破命的。这个谁受
得了？
周甫爱看到众人不做声，心里好恼火，但话已说出了口，怎么收回来？吐出的口水难道还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着众人说：“怎么都哑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还是不开口。
周甫爱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今天不回去了，谁都不准走。（周）甫玉（民兵营长，周甫爱的叔伯兄弟）带几个人把邱声凤、周甫文抓起来。我就不信革命就有这么难！”
还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带领几个与会的民兵骨干将邱、周二人抓起来，又按照周书记的意见，拖出去“处决”了，这才散了会。
由于这一折腾，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喊口号给忘记了。
第二天（8月27日）一大早周甫爱又通知开会，研究杀人问题。昨天刚刚开会除了两个心头恨，怎么今天一觉睡醒来又想起还要再杀呢？
葫芦岩村的一些村民给了笔者这样一种说法，杀了邱声凤以后，陈满女哭了一个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爱再三给母亲解释，不是自己要杀的，是上头指示的。但是
陈满女不信，上头只喊要杀地富，哪个说了要杀贫下中农？你地富不杀，杀贫下中农，分明是成心。也许是这句话让周甫爱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点过了，放着那
么多地富没开刀，急急忙忙把邱声凤杀了，上头问起来，怎么交代？想来想去，还得赶紧再杀一批，如果杀的大部分是阶级敌人，只有少数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天
上说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来，他就通知大队干部、民兵骨干开会。会上，周甫爱拿出了一个杀人的大名单，这一次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爱
的意料，群众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对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见，认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里了。几个昨天死活不开口的大队干部这一次开口
了：“上头说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一两个，我们已经杀了两个，下一步怎么搞，还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说周支书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爱听着心
里窝火，又不好发作，人家的话说得不软不硬，在情在理，又把个上级领导端出来，叫你很难反驳。有心动用支部书记的权威强行通过，可是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
二，昨天已经做了一次，今天连着再做第二次有点说不过去。周甫爱在大队的威信高是高，但还没有高到说一不二的程度。再说，这些人杀不杀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好
处？反正只要自己有这个态度摆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说不着急杀，那就不杀算了。”
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杀不成器了。
但是——当天中午，大队派到上渡民兵指挥部的两个基干民兵带着区里的指示赶了回来，说要“补火”，大杀三天，该杀地富都要杀光，还说再不动手就没有这样好
的机会了。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好了，太及时了!你们不是说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吗？好，现在上面的指示来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周甫爱马上通知下午继续开
会，讨论杀人问题。这一下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个别对杀人问题有保留意见的大队干部也把脑壳做个乌龟缩了起来。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问题。讨论的焦点围绕着怎么杀展开。
周甫爱说：“根据蚣坝那边的经验，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鸟铳打、炸药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丢天坑。大家讨论一下用哪一种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声洋说：“我看哪种办法简单就用哪种，就是不要搞得太损心了。”
“对，对，简单好。”马上就有人附和，“前几天沿河滩大队在葫芦岩下天坑，丢下去没有死，又用火来熏，又用炸药炸，搞得太损心。”
邱声洋说：“干脆用水刑算了，往河里一丢就完事，了了撇撇，连船都是现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这个办法得到众人一致拥护。
接下来就是安排谁谁负责抓人，谁谁捆人，谁谁负责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谁谁负责行刑，谁谁负责站岗，以及杀人的报酬、行动的时间等等。
最后，周甫爱招呼大队会计带领与会者喊口号，这一回，他没有把开会的这最后一道程序给忘了。
大队会计站起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众人跟着振臂高呼。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
“绣花！”
……
应当说工作已经做得很细致了，寸寸节节都有专人负责，但是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在杀人的问题上，一反一复，开会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不知怎么搞的把消息
走漏了，到抓人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地富分子“畏罪自杀”了，还有一个家伙名单上没有她，也稀里糊涂跟着上了吊，原定11个，最后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9
个。这9个对象五花大绑，押到葫芦岩渡口，邱声洋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当场就有几个瘫在地上，走不动路。邱声洋、周甫玉等人带领民
兵把这些人连拖带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划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丢进了沱江。
“这些人临死前没有说些什么吗？”笔者问知情人。
“没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吓瘫了，还能说些什么呢？再说，就是想喊点反动口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颈根上，只要听得他想开口，背后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锁住了喉，莫想发出一点声音来。”
紧接着，8月28日，审章塘公社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挥部的行动，再次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主要干部开会，统计杀人数字，了解杀人进度，督促补火杀人。
会后，葫芦岩大队理所当然又得杀一批。这一次杀地主要都是四类分子子女，但年轻一点的女人家周支书没舍得杀，特别有两个地主婆子人长得还可以，劳动力也
好，杀了太可惜了。周甫爱发下话来：“地富家的女人，汉子被镇压了，如果本人愿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拥护，都说
这个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几个人，也可以解决大队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难问题，一举两得。正是因着周支书这个土政策的出台，葫芦岩大队（道县其他很多大队也类
似）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得以苟全性命，说起来也算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后（1986年），笔者因缘附会来到道县采访，听得葫芦岩村村民反映这样一个情况：67年“乱杀风”时，周甫爱等人把地主子弟邱声向一家杀害，只
留下邱妻刘桂翠配给他三哥周甫近为妻。现在处遗工作落实政策，政府赔了人头费、建房费、补助费等等，因为邱声向没有别的直系亲属，大队上就把钱赔给周甫
近。杀了人、夺了妻、占了财产，政府还把补助费给了他，便宜让他一个人占全了，群众很不服气。
听得这个故事，笔者心中如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也许我比村民们想得多了一点，也许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愿说出口，我们想法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无可奈何。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笔者在前面讲述（公社级）杀人冠军蚣坝公社杀人情况时，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实录，在这里，讲述杀人亚军审章塘公社的杀人情况时，准备引用三名劫后余生
的弱女子的血泪控诉。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3.5：1，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
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泪！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啊！但是这次处遗工作中敢于站出来为自己、为死去的亲人讨
一个公道的女性却很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我能够理解她们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这理解而生出了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在亲人被杀地
情况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给了杀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凶手，但十九年的岁月过去，她们已经在新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并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
们选择沉默更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老天爷赋予女人伟大的天性。同时，我也向站出来为自己、为冤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女人们
表示深深的敬意，她们选择控诉，为的只是四个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县东门乡东子山人，46岁（1986年）。
我原先是审章塘公社东风大队鸭婆颈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乱杀人的时候在祥霖铺卫生院当医生。我们大队是（1967年）8月26日开始杀人的，怎么
杀起来的我搞不清楚，只觉得来得好突然，说杀就拖出去杀掉了。只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主了。由于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当时我嚇得要死，后来看到没
有动我们屋里的人，才稍微放宽了一点心，想起丈夫在区里卫生院当医生，不归大队管，总不可能杀到我们屋里来吧？可是想不到因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
作，拿工资，稍微有两个活钱，日子过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就惹起好些人眼红。8月28日大队上开会研究杀二批，（大队）文革主任丁运华在会上提出要把我
丈夫抓回来杀掉，支书刘进昌表态同意，安排民兵营长唐明生带人去祥霖铺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带着大队上的几个民兵到祥霖铺卫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队。听讲当时他在给人看病，他们连病都不让看完，说是害怕他毒害贫下中农。
我丈夫抓回来以后，当天没有杀，隔了一天，到古历7月29日，阳历大概是8月31号，下午5点左右杀的。杀人凶手我记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冯来源两个人。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我的两个乃崽，小的还只有3岁，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闹，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把他们一把接在怀里，发现他们两个也在发抖，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也晓得大祸临头了。
这时我想起柜子里还有200多块钱，这是我和朱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将来还要靠它度命的。我连忙起身，打发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从柜子里把钱找出来，想找
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一看屋里，藏到哪里都不放心，前几天杀的那几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里翻得稀烂的。我就找了块布在贴身的内衣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装好，
又把口子缝上，感到钱贴着肉，心里才稍微安了一点。
唐明生他们杀了人，又返回到我屋里，进门就喊：“朱桂秀出来。”我以为他们要来杀我了，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转筋，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不要
紧，两个乃崽还小，哪个来养他们呢？这时候又听得唐明生说：“走，到卫生院去，把朱可能的东西搞回来。”我一听不是来杀我的，一颗冲到口里的心才落了回
去，连忙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祥霖铺卫生院，从我丈夫住的间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铺盖、衣服、洗脸盆、热水瓶一起收拾好。他们要我一担挑起，送到大队部，
说是没收归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块钱搜走了，又把家里的鸡、鸭、猪、谷子全部都抄走，把一个屋里到处翻得稀烂的，还逼我把“隐藏的存
折”交出来。我赌咒发誓说：“从来没存过一分钱，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钱，就杀了我。”他们这才作罢。
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两个乃崽睡了。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发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
声来惊动了隔壁邻居，只好拼命地咬紧嘴巴。整个一天，我一个人都是木的，脑袋也是木的，身体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顺着他们来，莫惹他们生气，把一家人的命
保下来，到这时才觉得太冤枉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哪一个做过一点坏事，没犯过一点法，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屋里的人，抄我屋里的家？上头说了要杀地富，可是
我们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虽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个子弟啊！我点亮了灯，看着两个已经睡着了的乃崽，心里好着急的，丈夫杀掉了，钱也搜走了，屋里的东西也
抄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带了几个民兵上门来了，二话不说，拖起我的两个乃崽就走，我晓得是要斩草除根。我抱住我那个3岁的小儿子，求他们给我留一个。他们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去，说：“留一个？留到将来好报仇？”
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两天功夫杀了三个。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什么不顾了，扯开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后来，天慢慢得暗下来，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哭流干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就是那样发呆。这时候唐明生又来了，一开
始我以为他是来牵我去杀的，我坐着不理他，把个眼睛闭起来，心里想，杀就杀吧，杀了干净，杀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阴洞地府里团聚，免得留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在这个世上遭罪。没想到这个绝兜子（绝后）的一进门就把大门关起，拖起我进了里面的屋子，就来脱我的衣服。我拼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
你不要这样……朱可能才死，做不得这事。”唐明生这个畜牲拿着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这个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实，叫你跟朱可能一个下
场。”……最后被他发蛮力把我按到床上强奸了。
被他强奸以后，他看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我这根东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来过瘾些吧!以后你就跟我做爱人（情妇）算了，我保证没人敢来欺负你。”还讲了好多流痞话，我都说不出口。
这个家伙比畜牲还不如，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还想长期霸占我，我心里又恨又怕，想起鸭婆颈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9月9日这一天，大队又杀了16个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杀人家屋里的子女。那时上头已经下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47军也
下来过人到村子里宣布不准乱杀人，但是大队会计陈友忠坚持要杀，他说：“斩草要除根，我屋里人手单薄，搞他们不赢，现在杀光了，心里安然，免得以后给他们
报仇。”那个时候要杀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说一个大队干部，就是一个贫下中农提出要杀哪个，只要你屋里成分不好，就杀得成器。杀了你，家里的人还不能做
声，还要表现好，不然一家人都会杀光了去。要是平时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险了。我们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这些人，一家8口杀得一个不剩。
张三妹，女，审章塘公社光辉（皂角坝）大队人，48岁（1986年）。
我叫张三妹，家住审章塘公社皂角坝村（大队）9组（生产队）。67年乱杀风中，我丈夫扈裕发被扈千花等人杀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奸污。
我们大队是怎么杀起来的？杀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要问那些杀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每天只怕被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除了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哪里
敢打听这些事情。我只晓得我们大队是（农历）7月13日开始杀人的，第一次杀了一个，是个地主子弟。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的。（农历）7月半过鬼节的那一天，
又杀了一批，好像是3个还是5个，记不太清楚了。又过了两天，上头来人督战，说还要杀一批。这一批杀得多，有十几个。我丈夫扈裕发就是这一批被杀的。说是
杀地富，其实子女也杀，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贫下中农也杀。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个时候不管那么多，都是一样对待的。杀我丈夫的都有那
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个我是记死了。
杀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们通知我晚上到大队礼堂开会。我问他：开什么会？他说，不要问那么多，去了你就晓得了。后来我才晓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
么会，是他和扈德立（大队贫协主席）定下的诡计，要在路上强奸我。但是当时我并不晓得，心里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时候，开不得会，开一次会就要杀一次
人。
当天晚上，收了工以后，我赶快把夜饭做好，吃了饭，把两个乃崽安顿好，急急忙忙往大队礼堂去，我晓得迟到了不得了。这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从我屋里到大队
礼堂要过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边上时，被扈千花和扈德立两个人短住了。扈德立上来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他要做什么，后来他把我压到地下，脱
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脸都气红了，我们虽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他们这样做叫我以后怎么见人？我就拼死地
反抗，最后被我挣脱了。慌慌张张，我就拼命地往屋里跑。没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后追。我刚进屋，他就追了进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不晓得扈德立会干出这种事情
来，太叫人气愤了。”然后就赖在我家里不走。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晓得他心里又在打歪主意，心里好气的，但又不敢赶他出去，那个时候他在大队造反派（“红联”）当头头，在大队上威风得很。我就一声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声，就讲：“你晓不晓得，不是我给讲情的话，你，还有这两个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还不感谢我？”
“感谢，感谢。”我没得办法，只得昧着良心这样讲。
他就讲：“感谢的话，不要尽口里的，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我讲：“你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他讲：“东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讲：“要人也做得，但是现在不行，过几天好不好？”当时我只想着赶快把他哄出去。
他讲：“答应了，还等什么呢？”
上来就动手动脚。杀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过于欺负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讲：“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发一样的下场。”听得这个话，我一下就软了。我并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两个乃崽没人养，会要饿死去。最后没有办法被他强奸了。
几天以后，就是（农历）8月初5的晚上，这个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里的门抽开，又强奸了我。我们农村那个门，不像你们城里的门，上下是个门窦子，从下面拿东
西一撬就抽开了。以后，为了防止他再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门顶住。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防得他住。（农历）8月28晚上，他又
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里，第三次强奸我。
后来大队上安排我们这些杀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赶紧嫁了，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张三妹这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搞不太清楚的情况笔者在此略作补充。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光辉（皂角坝）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3人。
1967年8月24日，大队支书朱荣跃受其他社、队杀人的影响，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1人。8月25日朱荣跃、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队参加
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第二批杀5人。8月27日，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等人指派上渡民
兵指挥部民兵下队督促“补火”杀人，光辉大队第三批杀11人。8月28日，公社开会统计杀人进度，之后该大队又杀4人。其中贫农社员杨光俊因在“社教”运
动中提过朱荣跃的意见，骂过朱荣跃“不得好死”，被朱亲手杀害，杀的时候，朱问杨：“看你不得好死，还是我不得好死？”）
杨庚娥，女，江永县界牌乡黄家田村人，37岁（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县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现在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父亲杨开锡，死的时候41岁，母亲邱代秀，死的时候38岁，哥哥杨景芳，死的时候21岁，弟
弟杨发新，死的时候12岁，还有一个小弟弟杨正新，死的时候9岁，他们都是1967年道县“乱杀风”中，被同村的杀人凶手蒋得得残酷杀害的。还有一个最可
恶的帮凶就是我原来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杨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结婚的，刚开始夫妻感情蛮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与本村的蒋得得勾搭成奸，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家成分高，在
队里受欺压，我爸爸人特别老实，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声。只有我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经常跟朱金姣怄气，有时间在屋里讲一下她的空话，但都不敢在外面
讲。没想到，就这样，蒋得得还是起了杀夫夺妻的心。
1967年8月，杀人风刮到了我们村子，8月25日，蒋得得为首带着大队上的一帮人抄了我们的家，把牲猪、鸡鸭、谷子……凡数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抄起走了。
当时大队上已经开始杀人了，我们家因为人特别老实没有被杀。隔了一天，8月27号区里来人督战，说是要“补火”，蒋得得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母亲邱代秀和我
哥哥杨景芳，拖出去杀了。跟蒋得得一同去的杀人凶手还有张光顺。
当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里抄家剩下的东西搬到了蒋得得家。
我们屋里的人看了，心里气得要死。我父亲要我们千万莫做声，脸上也不要做出样子来，他讲：“人已经杀了就算了，东西也不要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你哥哥已经死了，朱金姣迟早是蒋家的人，随她去吧。”
我们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由着朱金姣在屋里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声都不敢做。蒋得得晚上过来，大摇大摆和朱金姣两个人睡在我哥哥的床
上，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没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恶梦喊妈妈，被朱金姣听见了，她对蒋得得说：“年纪虽小，大了一定会报仇的，还是要斩草除根才行。”
8月30号，蒋得得带人把我的两个弟弟杨发新、杨正新抓去杀害了。
9月3号，蒋得得和朱金姣举行了婚礼。
我父亲赶快打发我到亲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这时候，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可是蒋得得又在9月10号这一天，在白石塘用锄头将我父亲杨开锡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杀光。现
在他讲他是奉命杀人，这个问题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杀人，而是勾搭成奸、杀人夺妻、斩草除根、谋财害命！我强烈请求政府让蒋得得抵命，我们要求也不高，我
们5条命，只要他1条命来抵。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