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关于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样督促杀人的，我们想用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口述实录作一个回答。因着偶然的机会，我们采访到了他。我们不想把他称为杀人凶手，他
太不像了！神情委琐，身材瘦小，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杀人，甚
至能杀人，更不用说还曾威风凛凛地掌管生杀大权！他那绝非伪装的朴实憨厚，你会以为是那种只会被人杀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杀人时是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
坝塘大队的贫协主席。当时，刚刚被牛斗伤了腿，伤在大腿那里，在家休养。走路一颠一颠，痛得跐牙咧嘴，可还是忙上忙下的给我们端茶递烟。脸上的表情很紧
张。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那时候，乱得很，各地起了舆论，四处刮风，一天好几个消息传到村子里来。有人说，清塘公社
有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户地富，二十户地富先动起手来，把十户贫下中农都杀光了。有人说，全县好多村子都杀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夺了枪，要血洗
道县。风声越刮越紧。阳历8月26日，我们公社开始杀人，15个大队有13个杀了人。我们没杀。天天有来鼓潮的，某大队杀了几个，某大队又杀了几个，我们
怎么还不动手？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依靠贫下中农，我是贫协主席，就喊拢几个大队干部议了议。我问他们：“别个大队都杀了，我们还没动，你们说怎么办？”大家
心里都没底，谁也不做声。支书周永斌看到支委没来齐，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齐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开会时，我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来，关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请示，上面喊杀就杀，上面不开口就放。”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书和周家的周发亭、唐家的唐绍功，他们两个，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民兵营长，一同去公社请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干部黄仁义，三个人问
他：“黄同志，杀人的事公社有什么指示。”黄仁义说：“外面打烂了十面战鼓，你们还以为是鸡啄簟盘！赶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动手杀。区里派了突击队
下来督战，你们落到后面去了！”
这天中午，我正睏午觉，唐绍功闯进来，把我从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区里民兵司令部来人了，骂我们是怕死鬼，你看怎么搞法？”我说：“既然来人了，还不是
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来再说。”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要他通知贫下中农开会，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个时辰，唐家仓库后坪上，贫下中农
来齐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个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关到仓库里。我看到富农子女唐寿娥手上抱了个两、三个月的毛乃崽（婴儿），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齐后，由支部副书记唐绍光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个场合下，气氛一下子
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维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第一个提了周家的富农周
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没有一个人做声。你要杀我队里的人，
我就要杀你队里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个场合，就晓得了，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
接着开宣判大会。区里民兵司令部派来督战的民兵队长是我表哥，我请他讲话。他呢，因为走了一上午路赶到我们大队，我们又没有招呼得好，没安排他吃饭，心里
有气，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讲，要我讲。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红宝书来，那时候没得红宝书办事不成的，先读了几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
拥护，凡是……”下面的我现在记不全了，我不识字，但那时候，那厚的语录本还是背得几百条。我接着讲：“今天的会主要是杀地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道
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见是同意杀！”我不会讲话，讲了几句，没得词了，说了声“完了”，就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单……开完会，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绍功研究，人杀到哪里去呢？我们两个扯了一气，开始打算杀在岑江河对门山上，一想那里是赶闹子必经的
路，怕人；杀到河里，又怕把水搞脏了；上面大队杀人，把人丢下河里，尸体流下来，烂在我们这边的坝子上，臭气熏天，我们还跟他们提过意见。扯来扯去，定在
周家对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决定唐绍功安排船过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两个押一个，不能让跑脱了。
周家对面山上那块地方原是个老坟场……茅荒草深，学大寨开了几块梯田，种了些油茶树，稀稀拉拉，长得还没有茅草高。驾船过了河以后，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
草坪，把地富牵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銃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和别个大队搞过械斗，家家
户户都有鸟銃，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标、木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些看热闹的也自动站在了后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
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功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起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个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可是，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口令。
我的手也发起抖了，鸟铳上的鹅公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标、棍棒一阵戳、一阵打，接着一窝蜂的人又用石头砸了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了，浑身稀软的，累得要命，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那个心情，就像做了强人（土匪）一样。刚躺了一会，听得门外有人喊，山
上有人没有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支书）、周发亭（大队长）和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
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过河去补火。唐绍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
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叫你杀，你不杀，
叫你夺（戳），你不夺（戳），
千斤重担我担承……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家屋场的毛田拐在土里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那边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
钱工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公，去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得这个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
上，确实还有几个没断气的，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帕，拿回家去。我们这里有个讲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
邪，扎在身上可以长寿。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过河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
组的档案材料里。）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个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在山上没有管，当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在东昇机械厂当炊事员。这一次清查一开始，刚刚学习了文件，我就主动找到厂党委坦白交待了。
厂党委派专人送我回大队，参加了20多天的学习班。因为我不在，大队上的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要实事求是！我找到他们，当着工作组的
面，一项一项讲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们的，一五一十都讲清楚。还有什么不认账的！谁不认账都不行。说记不得了，都是假话，这种事情，哪么会
记不得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哪个敢不认账？后来，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表示了感谢，协助他们把我们大队的问题，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了。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祥霖铺区位于道县南部，辖祥霖铺、审章塘、下蒋、新车、岑江渡五个公社，区政府驻地祥霖铺圩距县城20公里。该区南面铜山岭、黑头山、猫儿山、马鞍山横亘
数十里，地势南高北低。东部紧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从桐溪尾入境，流经新车、岑江渡二个公社，在两河口与沱水汇合，形成一大片广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产
茶油、稻米、烟叶而著称。
祥霖铺区是道县文革人事件中的区亚军，共杀916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打495人，刀杀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绳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7户。
笔者特别提供一份祥霖铺区文革杀人进度统计表，这些单凋枯燥的数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时间（1967年） 人数（人） 备注
8月24日 8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率先杀人。新车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5日 24 审章塘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岑江渡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派民兵下队突击“补火” 杀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击”补火杀人结束。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区召开会议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注：本表统计时间较早，杀人数字与最后落实人数略有出入）
从上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铺区杀戒开得晚，8月24日才开始杀人，十个区它是倒数第一名。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只赶了个尾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请教过好
几位道县朋友，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样回答笔者：“我县由于地处湖南边陲，文化大革命乱得比较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县委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运动纳入县委的轨道里来。这个情况大概全国都差不多。也好理解。当时作为县里的领导
并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只能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比照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搞。结果一下子翻过来，受到很大的冲击，县区两级党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
态。公社一级稍好一点，也受到不小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支左。县人武部作为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序列就在县里支左，从这个时
候开始，县里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人武部这些人，原先在同级党委里位置比较低，一般就是一个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
把原来党委里的某些人拉出来坐在前面，我不是说杀人的问题党委这边的干部就没有责任，我是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实权在人武部手里，这些人缺乏地方工
作经验，简单粗暴，胆子大得嚇人。1968年，47军支左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针对1967年发生的‘乱杀风’进行查处，这个学
习班我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到现在为止（1986年）所有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这次‘学习班’。当时我们揭出很多问题，可以说铁证
如山。县里的问题，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每个区杀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几乎都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这个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红岩区杀人杀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红
岩区武装部长）说：‘让他们先杀，我们看一看再说。’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事。祥霖铺区杀人杀得迟，就是因为陈国保（祥霖铺区武装部长）是个病壳子，当时
在家养病，他的工作由下蒋公社武装部长暂时代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要在一个区里布置杀人显然名不正言不顺，哪个会听他的呢？这就需要区里有人站出来。最后
苑礼甫站了出来，但是走迟了一步。祥霖铺开始杀人的时候，全县已经杀起了风，到8月25号，整个祥霖铺还只杀了三十几个人，所以26号蒋光德从营江打回电
话以后，苑礼甫要‘补火’突击杀人三天。结果一下子杀了500多人，全区60%的人都是这三天杀的。苑礼甫这个人你们可能不了解，从材料上看，就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实际上文质彬彬，也很正直，还有郑友志也一样，从材料上看好像杀人不眨眼，其实蛮忠厚老实的。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
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祥霖铺区杀人虽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现出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态势，各个公社紧急行动，连轴转，杀人数字直线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审章塘公社。
审章塘公社是祥霖铺区杀人最早也是杀人最多的公社。笔者在本文开始时讲的那个杀害蒋勋父子、强奸蒋勋妻女的黄土坝大队就隶属这个公社。该公社也是全县的
（公社级）杀人亚军，共杀285人，其中被逼自杀14人。最先杀的3个人是该公社松柳大队的三个地富子弟。前面已经讲过，这三个人因为听得“又要杀地富”
的风声，害怕被杀嚇得跑出去，想到广西那边去避风头，（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车渡浮桥过河的时候，被八家大队的民兵抓住，送来上渡民指。当时
苑礼甫等人正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煽动部署杀人，这三个背时鬼正好是送上门来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经过
审问，没审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黄尚森和审章塘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贤柘、公社秘书杨景荣、公社武装部长杨家旺等人
商量了一下，决定借这三个“坏东西”脑袋发动群众。按照当时道县杀人的惯例，区和公社这两级单位一般都不亲自动手杀人，即便是点名要杀的对象，也是交给大
队，交贫下中农“处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电话给松柳（大队），要他们来人领回去杀。黄尚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烦琐哲学。简单处理，由（上渡）指挥
部解决问题。”当晚将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黄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铺圩场上张贴杀人布告，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贤柘、杨景荣、杨家旺、以及公社红联头头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队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杀人。会后，蒋、杨、杨、周
等亲自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形成了审章塘公社第一次杀人高潮。第二次杀人高潮虽然是由苑礼甫派上渡民兵指挥民兵下来“突击补火”引发的，但蒋、杨、杨、周
等人坚决执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没。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