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夜夜噩梦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道县愈演越烈的杀人事件，在道县以及全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是“一分为二”的，除了我们以后将要讲到的，它在附近十个县市引起的大屠杀
外，也有强烈的反对之声。杀人的情况（真假混杂）通过民间、军方、政府三条渠道传到省会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筹备小组、47军支左部队和一
些群众组织的关注……人们在慎重地考虑制止杀人事件发展的措施。在这先后，湖南省革筹、47军支左曾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
相。
然而，道县杀人风还在那片青山绿水中强劲地刮着，而且越刮越烈。它们就象瘟疫一样，刮到哪里那里就杀人。杀人的成分已经越来越扩大，不止是四类分子及其子
女，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有被杀的可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与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难保安全，甚至观点不同也成为杀人和被杀的充分理由……人们对开会的消息已
经恐惧万分，因为，只要某地开会，要不了几天潇水河里就会有几具尸体浮起。道县杀人风正在向周围县市迅猛扩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从农村杀向
城市，从道县杀遍湖南，杀向全国。就连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挂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标语。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摄于各方压力，于（1967年）8月26-28日，在营江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
然而这个名为制止滥杀的会议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从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时
间，全县共杀2454人，占全部杀人总数的54.5％。原先有些行动迟缓没有杀人的公社也行动起来了，全县37个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杀了人。
道县处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谈到这个现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营江前线指挥部在营江公社召开的各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会议（营江政法干部会）的指
导思想是‘不准滥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重点还是落在一个‘杀’字上。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那些用老虎
凳、辣椒水和烙铁‘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大肆渲染。指挥长郑有志、‘红联’司令张明耻、政委贺霞都讲了话。讲了所谓的当前形势，‘革联’的问
题，以及对农村杀人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罪行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加赞扬。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是‘民主革命的补
课’，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高思想认识。郑有志在会上说：‘这一下我们道县出大名了，连中央都晓得我们了。中央文革都下
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组对零陵军分区上报47军的《社情电报》的批复）。中央虽然没有表扬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这说明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中央还是支持
的。’当然也讲了杀人要整材料报批，要将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对待等等，但都是官样文章。在当时的农村里，四类分子是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也是四
类分子，连四类分子的孙子都是四类分子，杀起来哪有个青红皂白。8月28号，郑有志在会议小结中说：‘前段杀得有些乱，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要
劝说群众不要再随便杀人了，杀多了就会杀乱了，杀出宗派来，误杀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恶极的，群众有要求的，还是要杀他一、两个。’8月29日中午，郑有
志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虽然也讲了‘不准滥杀’的问题，但在讲话中，仍然是大讲全县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说‘四类分子’要搞暴动，要杀党杀干杀贫下
中农；说贫下中农起来先下手为强，结果把四类分子杀了；说‘乱杀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又说了前段杀人杀乱了，有的地方把四类分子子女也杀了，把小
偷小摸的也杀了，把脱产干部也杀了；还有的地方提出要杀‘四清’下台干部，要杀搞副业不给集体交款的人等等。郑有志说，不能乱杀，对罪大恶极的，要整材料
上报，批了之后才能杀。应当说郑有志等人的讲话对于杀人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讲这个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他是个代表人物。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更本质的原因，就是左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讲个笑话给你听，那个时候，天不下雨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山洪暴发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水库漏水怎
么办？批斗阶级敌人。脑膜炎流行怎么办？
批斗阶级敌人。粮食减产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总之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也灵，不灵也灵……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都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神圣得可以
掉脑袋。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使人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那么杀四类分子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不杀他们，他们
就要杀我们。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怎么杀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错，‘感情’一定要宁左勿右，‘左’一点有好处，‘右’一点自己吃亏。再有一点就是派性作
怪，当时‘红联’和‘革联’斗得你死我活，‘红联’把对‘革联’的仇恨发泄到四类分子身上，至于四类分子与‘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
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当时就有人造谣说：‘革联说农村杀四类分子就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营江政法工作会议还没结束，各区社就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
潮。祥霖铺区26、27、28突击大杀三天，杀了500多人。四马桥区四马桥、杨家、洪塘营、大平岭等公社给大队打电话指示杀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免得将来要整材料。’清塘区有的大队原来杀得少，有的没有杀，区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说：‘别的地方都杀了，你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就那
么好？’仙子脚区，那个时候叫红岩区，该区沙田公社原来只有个别大队杀了人，营江会议后，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要杀就赶快，不然就没有机
会了。’结果几乎每个大队都杀了人。寿雁区在会前只杀了40多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0多人。营江公社原来只杀了9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多人。清溪区柑
子园公社在贯彻营江会议精神的当天晚上就杀了39人。特别是该区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原来只杀2人，28号在公社听了营江政法会议精神传达后，29号一天就杀
了61人，成了全县的杀人冠军。”
笔者在处遗工作组写给县委和地委的汇报材料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本身就是道县文革“杀人风”的点火者、煽动者和部署者，他们去制止杀人无异抱薪救火。
“红联”少数头头（包括支持他们的一些干部），一方面与“革联”打派仗、搞武斗，一方面插手农村的“乱杀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造了大量杀人舆论。
二是对杀人作了动员、部署和督促。各区社开会动员、部署和督促杀人，都是“红联”头头和站在“红联”一边的干部搞的，“红联”总部和“前指”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郑有志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动员部署杀人，又两次在清塘区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鼓动杀人，还在营江公社召开营江公社基干民兵会议，布置杀
人，到桥头、红岩、寿雁等地督促杀人，煽动说：“罪大恶极的就是要杀他一两个。”“只要群众起来了，先下手为强。”批准清塘、久佳、营江等公社的几个大队
杀了5人。
贺霞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鼓动杀人，说：“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的问题。8月26日给祥霖铺区的苑礼甫打电话说：“把该杀的四类分子都杀掉。”
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对乱杀人问题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问题，为各区社提供炸药，支持杀人，并电话布
置祥霖铺等区抓捕站在“革联”一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说：“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枪毙。”批准寿雁区的何寿植杀1人，指挥营江良种场民兵杀了技术干
部周德俊。
刘厚善8月21日从营江给本区打电话说：“六区、十一区、八区都杀人了，我们那里有四类分子暴动，要干掉他，免得贫下中农吃亏。”在万家庄公社八一大队、
上关公社齐心大队等地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动员杀人，说：“最高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杀就杀。”“四类分子要管好，跳皮捣蛋的，经贫下中农讨论，就可以干掉
他。”8月30日指使人将富农分子林彩和杀死在松树林里，点名将齐心大队的李如标杀掉。在齐心大队的龙江桥借枪给一个大队杀了6人。
钟昌友8月19日从营江给本区（车头区）公安员何田打电话，布置杀人，说：“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8月20日，听车头公社妇女主任电话汇报杀了一
个四类分子，说：“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8月29日，又给本区打电话布置：“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集中关起来，情况不对，就全部干掉。”
8月26日至28日，“红联”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名义上制止杀人，实际上起到了进一步动员杀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红联”派出人员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谓敌情和贫下中农反暴动的情况，并布置祥霖铺等区搜集并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为统一向上汇报作准备。
三是组织民兵控制全县农村。“八•八”抢枪以后，“红联”即布置区社组织民兵统一活动，阻止“革联”下乡，控制四类分子的活动。全县所有区社都集中了民
兵，成立了“指挥部”、“民兵营”、“自卫队”一类组织，脱离生产，站岗放哨，拦关设卡，堵截搜查来往行人车辆，全县民兵上下左右之间都有联系，整个农村
被“红联”严密地控制着。
四是“红联”统一解决了民兵的用钱用粮问题，为区社提供了炸药。“红联”总部统一向下布置，民兵费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粮。有的区社对这种作法提出疑问，
“红联”头头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几个钱、两斤粮的问题，‘革联’要搞反革命政变了，吃了再说。”有的地方则是由区社统一部署，向生产队摊派粮钱。“红
联”总部从县物资局搞了两千多斤炸药，发到了各区社，绝大部分用来杀人。9月初，“红联”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军装，买了一双解放
鞋、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红联”召开了两次全县贫代常委会和一次全委会，通过他们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健全
工作，组织贫下中农参与“乱杀风”活动。不少区、社、队都建立了贫代会组织，开展了活动，很多地方的杀人宣判活动，都是由贫代会组织的头头主持的。县贫代
会的不少常委，都是“乱杀风”的积极分子，如祥霖铺区蒋良珍，在区社参加了不少组织、指挥杀人活动，在本大队批准杀了5人。
六是组织专人对所谓反革命组织成员进行了审讯。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区社将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送到营江，由黄涛组织何荣昇（公安局股长）等人统一进行
审讯，并专门成立了“红色前线政治指挥部”，前后被审讯的有二十多人，从九月一号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经过审讯的人，放回后绝大多数都被杀掉了。在此期
间，“前指”曾作出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则将被审讯的人统统杀掉（未成事实）。
七是有人上下联络。8月中旬“红联”撤到农村后，仍有3人留在县城与上下左右进行联络。他们是唐铭植、刘昌林、王恩昌。唐以“红总”（道县红卫兵总部）出
面，刘、王以贫代会出面，经常与各区社通电话，了解动态，要杀人数字，通报全县各地发生的重要情况，传达“红总”和“前指”的意见，答复区、社提出的问
题。祥霖铺区提出要出杀人布告和组织力量突击杀人，王恩昌都在电话里做了肯定的答复。唐铭植还经常与熊炳恩联系向他汇报情况。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8月25日报到，26-28日正式开会。开会地点，原定在营江公社，后因担心“革联”破坏，改在营江小农场。
开会不久，祥霖铺区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留守区里主持工作的副区长苑礼甫摇了个电话：“苑区长吗？我是蒋光德。请你赶快把几个公
社的公安员都通知来营江开会，要快。对，对，马上赶来。”苑礼甫向蒋光德问起营江会议的情况，蒋光德说：“正在讨论这个（指滥杀）问题，以后罪大恶极的，
贫下中农要求迫切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随便了。”接着，蒋光德通报了一
下其他几个区杀人情况，蚣坝杀了200多，月岩杀了100多，四马桥杀了100多……说：“别的区杀得多，我们区进度慢……形势要求我们抓紧一点，抓平衡
一点。”
苑礼甫接到电话，双眉紧皱到一起。与清塘、蚣坝、四马桥等几个“先进区”相比，祥霖铺区的工作是有些落后于形势。作为区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区“红
联”的顾问，苑礼甫8月中旬到了营江“红联前指”考察革命形势，回区以后，8月17日出面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策划按照营江“前指”模式成立区里的民兵指
挥部。8月21日，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召集全区干部、民兵骨干约300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挥部。8月23日，苑礼甫、黄尚森等人在水龙农业
中学召开全区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下一阶段抓促工作。当天晚上，新车公社八家大队在新车圩浮桥
口栏关设卡盘查行人，抓住了3个形迹可疑人员，说是外出搞副业，身上有没有带公社和大队的证明，抓住送来上渡指挥部。第二天，经过突审，发现是3个从本区
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逃跑出来的四类分子（子弟）。当晚，经区委组织干事、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荣等人批准将3人打死。但这个事情搞得没有一点声势，简
直是偷偷摸摸的，一点都不光明正大。苑礼甫和区里其他几个领导很不满意。幸亏黄尚森脑子灵，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写了布告，张贴到祥霖铺圩
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轰动了，这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苑礼甫自己也亲自出马，在上
渡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杀了上渡大队的4个坏家伙，总算把全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
可是，工作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就要剎车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开创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苑社甫心里反复分析着、思考着……
蒋光德的电话无疑给了他一个讯号，再不杀，机会就不多了。这位年轻的区委秘书兼副区长是道县重点培养的干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干劲、有水平得到县委领导的
高度肯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必须有所表现。
一直站在身边的黄尚森被他严肃的表情吓住了，悄声问道：“苑区长，蒋部长在电话讲了什么事？”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苑礼甫作出了决定，他一拍黄尚森的肩头，说：“马上通知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在指挥部的排以上民兵干部，今天晚上在晒谷坪开一个紧急会议。”
当晚，晒谷坪上点燃了两盏咝咝作响的大汽灯。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之前，苑社甫又把黄尚森、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织委员蒋贤柘、下蒋公社团
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等几位骨干干部叫出会场，开了一个预备会。苑礼甫传达了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后说：“……光德
同志叫我们采取措施，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指挥部的意见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队督促一下……看你们的意见如何？”
大家一致认为苑区长这个意见很好。
于是，派民兵下大队督促杀人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着几个人回到会场，宣布正式开会。会上苑礼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挥部决定，以公社为单位，每个大队派两个基干民兵去打突击。具体派谁去由各公社自己决
定。……过去杀一个坏家伙要写好多材料，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后，等各公社特派员从营江开会回来，
又会要批了，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一个大扫除。”
会后，苑礼甫又单独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营长杨秀志留下，面授机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挥部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召开誓师大会。杨秀志首先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昨天晚上开了个干部会，苑区长部署了，今天要给每个大队派两
个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动，三天之内把该杀的四类分子杀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崭劲搞一把……苑区长又指示了，要我们回去以后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
革匪来抢人。”
接着大会主持人黄尚森讲话，鉴于一些历史经验，他反复强调：“回去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最后，苑礼甫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这一次回去执行新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在这里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他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了一头猪，打牙祭（会餐），指挥部又特意赶制了一幅大横幅：
热烈欢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线执行光荣任务！
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苑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6名（63个大队，每个大队派2人）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
远。年轻的苑副区长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咤风云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咏起毛主席词诗中的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三天后（8月30日），126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共杀569人！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