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1967年）8月21日，万家庄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主要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又叫“可靠干
部会议”，那些立场不稳的，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就不叫他们参加了。会议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志主持，公安特派员廖承沅作“战备报告”。廖在报告里说：
“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有暴动，大家要注意。各大队的公粮准备好，暂时不要送，什么时候送，听公社的通
知。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民兵组织好，把四类分子管好，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对那些调皮捣蛋管不到的怎么办？就是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八区3个贫下中农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杀了三、四个地主。二区也宰了两个……我们公社的地富这么
猖狂，怎么办？我们要站出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不杀他们，
他们就要杀我们。”
会后，五洲、八一两个大队闻风而动，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决定把“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报请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种说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体指示下）五洲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八一杀了二个（四类分子）。但其他大队还在观望。
蒋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几位领导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会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
8月24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议还是由蒋志主持。会上，公社秘书钟期启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蒋志作总结发言。蒋在发
言中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干掉了一个，八一干掉了两个。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现在到处都行动起来了，你们还不动？”
据当年与会的干部说，蒋志此言一出，会场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奋，议论纷纷，只听得一片嗡嗡营营的声音。蒋志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大家安静下来。
散会以后，五一大队支书蒋芳如专门找到蒋志请示：“我们大队小学的刘富才（小学教员）在我们大队搞活动，在地富家里串连，要求公社把他调走。”蒋志是个办
事非常认真的人，马上就带着蒋芳如找到刘富才的顶头上司长兴完小校长黄熙圣。蒋芳如对黄熙圣说：“黄校长，刘富才这个人要求你们调走算了。我们大队分子
多，管不到，刘富才在这里起坏作用。”黄熙圣说：“蒋支书，本来大队要求调走他，我们应该尊重大队的意见，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调不成。反正在你们大队教
学点教书，就属你们大队管，群众意见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批斗就批斗，该杀就杀。杀了，我们帮你们再调一个好的去。”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刘富才人并不多事[1]，教书也认真，拐场就拐在一个坏毛病上，喜欢会读书的乃崽。当然，会读书也算不上什么坏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
小道理，还有大道理，小道理得归大道理管。一个当教师的懂不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大道理，何堪为人师？道县这个地方素有重视教育
的传统，所以大队教学点上读书的不光有贫下中农子弟，也有几户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来读书，偏偏其中有两个特别会读书，逗刘富才喜欢，有时间就借家访的机会
上他们家去坐坐，没想到惹来杀身之祸。[2]
对于刘富才被杀，蒋芳如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大队本来不曾要杀的，只是想要把他调走。不但没准备要杀刘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杀。后来出了一件事，一个地
富逃跑被抓住了，说是要上山当土匪，搞暴动，那个时候哪个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杀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请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来，（1967年）8月25日清早，五一大队一个名叫蒋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杀逃跑了。这个蒋流明以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队，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根据区
和公社的统一布署，通往县城的各个路口、渡口到处都有民兵设卡站岗；大队上对所有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专人暗中监视。连大队都没跑出去就被抓住
了，不但自己被杀，还连累得刘富才等人人头落地。
早饭后，五洲大队派人来，下了一张聘请书，请各大队干部和民兵参加五洲大队的杀人现场会。五洲大队8月23日率先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扬，准备
再接再厉再杀一批。根据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见，要搞得气势大一些，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点燃起来，经研究决定学习齐心经
验，搞一个杀人现场会。
当天中午，蒋芳如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去五洲大队接头，找到五洲大队支书欧国兴，要求五洲开完现场会后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杀人行动。因为对杀人的事五一大队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进一下，“从背后猛击一掌”。
五洲大队派去支援五一大队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回家的路上，路过公社，被蒋志和区团委书记蒋芳宣拦住，要他们报上杀人数字和被杀者的基本材料。带队的民兵
营长把五洲杀人现场会和支援五一杀刘富才等人的情况做了汇报。蒋志连声说：“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杀了一批，八一杀了一批，现在五一也行动起来了，形
势大好呀！你们要注意，现在各队查各队，不准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办。”
之后，五洲大队、五一大队又杀一批。其中五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唐保珠（下中农）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意见，也被牵出去杀了。杀之前，几个被提过意见的干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着他问：“看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
五洲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1人，是万家庄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五一大队相对少一点，共杀13人。
万家庄公社共有15个大队，全部开了杀戒。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大队杀人事件的概况。
一个是沿河大队（不是沿河塘大队）。
该大队几名主要干部8月21日参加公社杀人会议回来以后，觉得本大队的地富虽然可恶，但还都没到要杀的程度，就没有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执行。8月23日，公
社会计张桂荣来到该队，看到四处寂里清静，对大队干部说：“五区那边已经杀绝几户地富了，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时一样，一切权力归贫协，
贫下中农决定地富该杀就杀。全县到处都动起来了，你们大队还不赶快行动起来！”
第二天，8月24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表扬了五洲大队、八一大队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批评了沿河等大队，公社领导说：
“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心慈手软，到时候只怕哭都来不及
了。”
散会以后，回到大队，支书何圣志、副支书蒋流鸾等人碰了一下头，觉得杀人的事还是要慎重一点，决定开会再研究一下。26日，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
论杀人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上面既然已经开了口，多少总得杀几个，何况别队都杀了，我们再不动手就落后了。认识统一之后，第二天（27日），再次召
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基干民兵也参加，由蒋流鸾主持，具体研究杀人名单。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体，问题就出来了。原打算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可是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杀一起杀，是分子一个不留。别个大队杀得那么
凶，我们还怕卵子！”贫协主席何天成说：“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何德福说：“先不管那么多，大的杀了，小的以后再说。”有一个支委思想比较保守，顾
虑多，提出来：“说杀就杀，是不是会犯错误哦。前几年刮‘五风’，一开始搞起那么凶，后来不都犯了错误吗？”何圣志说：“杀两个地富犯个屌错误，最多不过
作两个检讨了不得了。将来要作检讨，我去作，不麻烦你。”
最后决定关起14个，究竟杀多少，请示公社以后再定。
28号一大早，何天成就赶到公社去请示。恰巧公社几位主要领导都不在，只留下一个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干部守家。李问何：“你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情？”何天成
说：“我们大队的地富现在已经捆起14个了，大队上叫我到公社来请示怎么办？”李元熙说：“这事情不必要请示公社领导了，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贫下中农讨论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何天成又问：“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呢？”李元熙答复道：“小的也由贫下中农决定，同意杀就杀，同意不杀也可以不
杀。”
何天成回来把公社这一指示一传达，经研究决定还是全部杀了好，用何德福的话来说就是：“杀光了安安然然，心里踏实。”
牵出去杀的时候，一个贫农老光棍看中了一个地主婆，请示大队可不可以留下不杀。大队支部考虑到该老光棍没个老婆日子过得委实作难，就同意了，同时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亲。”
最后杀了13人。
第二个是七一大队。
公社开会动员、大队开会研究等内容基本与沿河大队相同，略去不讲了。且讲一个小故事，8月26日这一天，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个名叫
廖承茂的四类分子子弟的死刑，牵出去杀的时候，廖承茂的母亲蒋芝英跟在后面边哭边骂。看着蒋娭毑老懵颠懂，不知利害，有人拦住她说：“你在这里哭一哭就算
了。再跟着哭，连自己也会杀掉去。”蒋芝英说：“杀了不是杀了，崽死了，哪个养我？一样还是一个死。”硬是不听劝，追着哭骂。蒋芝英都骂了些什么呢？不知
道为什么，笔者对这一点感到特别有趣。给我们讲故事的工作组同志说：“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能骂什么东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么事，你们凭什么杀
他？哪个跺脑壳的害我们，不得好死。’当时那个情况下，别的四类分子赫得鸡崽仔一样，出气都怕声音粗了，她还敢哭敢骂人，结果可想而知。大队治保主任当时
就说：‘蒋芝英太猖狂了，还不杀掉，以后地富还管得到。’几个民兵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骂了，像拖死狗那样，拖到后背山上，跟她儿子
一起丢到一口废窖眼里，活埋了。”
这件事在大队上引起强烈反响，大队开会研究杀二批时，妇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们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妈，将心比心，杀掉了，心里会不恨？说划清界线那都
是假话，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杀了，子女留到好报仇？我的意见，要就不杀，要杀就杀光。”她的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本来准备只再杀几个分
子，最后来了个老少不留，统统杀光，共杀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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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万家庄采访时，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们：刘富才这个人虽然不多事，但因为与个别大队干部有过节。67年上头刮“杀人风”，几个大队干部乘这个机会，把他杀掉了。
[2]
在刘富才之女刘小玲写给处遗工作的控诉材料中，我们看到如下一段内容：我父刘富才，小学教员，1967年乱杀风时被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杀害，被杀时年仅
34岁。杀了我父亲之后，他们又要杀我和弟弟，我们逃到井塘沙子河姑姑家才保住了命。当时我才十多岁，是个幼女，他们就强迫我订婚。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没有了不绝于耳的稚子书声，不见了哦吟草堂的乡儒学究。
“哞——”
一探头，迎接我们的是一声悠闲而宏亮的牛鸣。这……这就是被誉为“二百年来书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书法家何绍基当年读书习字的“东洲草堂”吗？现在它变
成了一个大牛栏，关着东门村十几条膘肥体健的耕牛。一股热哄哄的牛粪发酵的气味迎面扑来，十分熏人，我们急急地退了出来。外面的一大块空坪上，有些不协调
地长着一蓬状如豪笔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载，“东洲草堂”曾遭兵乱毁坏，没想到竞衰败如斯。当年天王洪秀全率义军席卷过后，何绍基曾为草堂被毁悲愤地写过一首七律：“鹤鸣轩本大书房，卿借东
洲伴草堂。桂花双撑满树月，桔园添染一林霜。百年讲社成焦土，一曲瀛桥扩水光。环秀孤亭无恙在，谱轩诗境付苍茫。”从诗中看，此处原应有书房、讲坛、回
廊、孤亭、小桥、桂树、桔园等等。（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除了桔园，其余景物难觅踪迹。农舍间小巷格外仄逼，牛粪混着泥浆布满青石板和鹅卵石的路
面，滑滑溜溜，路边的阴沟里乌黑的水中冒着白汽泡，到处弥漫着潮湿霉腐的气味。只有村头的门楼子、庭屋的梁柱、尖顶型山墙，还在顽强地提示当年的辉煌，只
是也很颓败了。时间流逝改变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带到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会破败，甚至化为乌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绍基的故乡已经没有人再练毛笔字了，但字写得很好的人还是不少，这一点可以在东门村的杀人布告和杀气腾腾的大幅标语上看得出来。笔者讲
一个笑话，该大队有一个人字写得很不错，写得最好的就是“杀”字，铁画银钩，龙飞凤舞，深得何体精髓。何绍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铭联”：坐到二更合眼即
睡，心无一事敲门不惊。当时有人改了两个字：坐到二更合眼难睡，心无一事敲门就惊。
这是一块由潇水和右溪切割出来的肥腴之地。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公元763年—768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右溪记》，记曰：“道州城两百余步，有小
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即今潇水）。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
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而我们来此采访之时，元结笔下的美景已无觅处，潇水尚在，右溪则已变成一条毫无特色的小渠沟了。
此地紧靠道县县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是“革联”和“红联”两派斗争风口浪尖的风口浪尖。
1967年8月17日上午，东门公社“红联”政委肖家旺在该公社高车大队唐家生产队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名字较长，叫做各大队可靠的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脱
产干部会议。会上，肖家旺作了“战备布署”，一共五条：一、红、革二联的基本情况分析；二、各大队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三、管严四类分子，调皮捣乱的由贫下
中农处理，同意干掉就干掉；四、注意叛徒的问题；五、加强领导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全公社没有发生杀人情况，一直到8月23日受派性斗争影响杀了1人，紧接着24日晚——
静静的潇水河中，出现了两只木船，浆声咿呀，船头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无声息地向河心东洲方向荡去。每只船上都蹲着两种人：一种手持梭标马刀，一种五花
大绑。船到江心，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只船上持刀枪的人一起动手，将早已备好的装満石块的竹篓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推进河里。潇水
卷起一个旋窝，又一个旋窝，接受一份贡献，又一份贡献。被沉河者并没有被堵上嘴，却无人呼救，无人哀号，无人挣扎，平静得叫人难以理谕。満天星斗，亮得叫
人胆战心惊。突然，东门大队的地主分子何积仁站了起来，喊了一句口号。当时夜很静，声音很凄厉，在夜空中传得很远，站在河岸上的人都听得见。声音未落，何
某就被推下河中。与他同时被推下河的还有他二十岁的大儿子。这就是当年地主分子被杀时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的著名事件，这件事，曾被作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
材，用来教育人们。何积仁为他的这句口号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价：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和12岁的小儿子在几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东门公社全家被杀绝
的仅此一户。
何积仁到底喊了什么呢，后果这么严重？我们专门向一位参加过当年沉河行动的知情者请教。他有些闪烁其词地答道：“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一句反动口号，恶毒得很。”“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呢？”“就是什么蒋介石什么什么万岁吧……”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在村里采访时，有人向我们反映了何积仁生前有这么一段“反动言论”：“蒋介石他倒好，好好一个江山弄丢了，自己跑到台湾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们这些人给他顶缸。”
如此看来整个道县大屠杀（含周围10个县市）被杀的九千多人，何积仁要算杀得最不“冤”的一个。他是我们听到的唯一一个被杀前喊反动口号的人。
然而，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说何积仁临死前喊的是：“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这些土匪……”从逻辑推理上看这句话可信度应当比较更高一点，但是……即使如此，何积仁还是杀之不“冤”！因为在被杀人员中敢如此明目张胆攻击“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的还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何积仁是何绍基家的后人。[1]其实是与否没有太多意义，当时那个情况，就是何绍基本人活过来也照杀不误，况乎后人!说不定和周敦颐的家乡楼田村一样，杀他的人中也有何绍基的后人。
关于何积仁被杀前喊反革命口号的事情，笔者在道县一中采访一位姓黄的老师（文革中曾是道县“革联”政委）时，也曾顺便谈起过，当时采访黄老师是为了解“文
革”武斗的事，并无印证何积仁事件真伪的意思，交谈中，话赶话顺便说了出来，没想到黄老师反应十分激烈：“简直是天方夜谈，完全是造谣，都是‘红联’那帮
人造的谣。反正造谣不犯法，这些人造起谣来，你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当时他们就造谣说我们二中（‘革联’总部）是四类分子的窝子；讲我们在二中
里面挂了蒋介石的像；讲国民党派了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面暗中指挥；讲我们‘革联’游行的时候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讲农村中杀四类分子就是杀我们‘革联’的
阶级兄弟。”
“有这样的事？”我感到一种超出常识范畴的惊愕。
“怎么没有这样的事！他们的谣言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达的。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下面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听到这个谣言以后将信将疑，专门跑到二
中来探个究竟。在二中门口碰到了我，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带进学校，把全校每一间房子所有的门一张张全部打开，让他看，里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样造谣就是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打进二中以后，好杀我们。反正当时杀反革命不犯法。幸亏他们没能打进二中来，不然的话，我们这
些人都会杀光了去，杀了以后，还会像何积仁一样，扣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黄老师的话当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实性笔者在道县处遗工作组给县委的汇报材料中找到了佐证。《关于道县“文革”中杀人的情况和查处进度汇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7年8月8日，“革联”抢夺县人武部枪支后，“红联”退驻农村，掌握民兵武装，两派斗争更为激烈。全县普遍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组织，九月
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员，后杀干部，贫下中农杀一半。”清塘、寿雁、梅花、桥头等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所谓反革命组织七起（经查证否定），杨家
公社谣传有百多名四类分子以及子女上山为匪，杀害贫下中农。于是有的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采取“先下手为强”，将其杀掉。
从8月13日至20日，全县杀155人，这一段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在这期间控制整个农村的“红联”，大肆散布“革联”成员有93人出身不好。“革联”总部
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等口号，还造谣：“革联”说农村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红联”还扬言：“农村杀了四类分子是农
民运动，好得很！”“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农村中的杀人风，发展到区、社召开杀人会议部署动员杀人。当时支持“红联”的权威机
构县人武部和县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放弃职责，不加制止，极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杀人形成高潮。[2]
东门乡政府座落在潇水边，与河心的东洲正好在一条垂线上。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现任东门乡党委书记蒋××和纪检组长冯××，他们向我们简述了东门乡文革杀人的概况，还特别讲了该公社乌家山大队的一个悲惨故事。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有个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名单身青年妇女坐在茶山里歇脚。面生，不像是这附近人。见有人来，该妇女显得神色有些紧张。
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驱使该民兵上前拦住盘问。妇女闭口不答话。该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绳索捆过的痕迹，断定不是好人，立即将她带到大队进行审问。开始，
民兵们厉声问她：“什么人？”“什么成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睁着两只惊恐不安的眼睛，总是不作声。后来，把马刀架在她脖子上问：“再不
说，就一刀宰了你！”这才战战競競地开了口，好像说是“广东的”。听口音也像是那边的人。但由于双方口音都很重，他们的话她好像听不大懂，而她的话他们也
听不大懂。民兵们想，这女子莫非装聋作哑，在大队问不出个名堂，干脆送到公社去。于是派了四个民兵押着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公社民兵指挥部事情多，人
手不够，不愿意再揽这档子事，叫他们原自押回大队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队来。当时，正是黄昏时分，但白天长，离断黑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人走到大队乌家塘边
上，四个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动了邪念。其中一个叫郭成仕[3]的提出：“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是枉然，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
浑。”其余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于是四个人就在塘基边上，扒光这名妇女的衣服，将其轮奸了。轮奸后，其中一人对郭成仕说：“搞都搞过了，放她走算
了吧。”郭成仕说：“不行！回过头她来找麻烦怎么办？”几个人一想有道理，问：“那，怎么办？”郭成仕说：“好办得很，就说是四类分子，搞死算了。”于是
由郭成仕带头用锄头和石块将这名陌生的受害妇女打死，弃尸塘中。后来，又一想，怕尸体臭在塘里，闹出意见来，又返回来移尸到附近的茶山里，挖个坑草草埋
了。土埋得很浅，连个脚都没有完全盖住，后来被野狗刨出来，拖起残肢满山跑，其情惨不忍睹。
该妇女，体型廋高，年纪约在25至30岁之间，广东人（又一说是衡阳人）。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谁也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只身闯入
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更是一个謎。在今天道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册上，只留下如下记载：外地无名妇女，年纪约三十左右……
蒋书记和冯组长告诉我们，东门公社在文革“乱杀风”中共杀78人，其中新立大队杀11人（自杀1人），公社“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东洲山大队杀
4人（自杀1人），原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原区妇联主任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下关大队杀19人（自杀3人），刘厚善、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东门大队杀11
人，原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原公社会计蒋英栋负有直接责任；埔口大队杀5人；乌家山大队杀14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员何梅山、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
白泥塘大队杀4人，原公社副书记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双塘大队杀4人（自杀1人），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高车大队杀6人（自杀1人）。本文中所说的直接责
任说的是直接到该大队煽动、督促、部署、指挥杀人和直接点名杀人,开会煽动、电话批准等等都不算。
蒋书纪和冯组长还告诉我们，东门公社中唯一没有杀人的是北门大队，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但是，没有杀人并不等于没有死人。该大队一个名叫冯飞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因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多次受到批斗，于1967年“杀人风”中“畏罪自杀”。
国民党最后一任道县县长蒋贤南也是北门人，蒋伪县长自民国38年（公元1949年）9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年11月6日，与道县部分开明
绅士决定通电起义；10日帖出起义布告，宣布道县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蒋贤南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告老还乡。因有和平起义这一章节存在，历次运动对
他触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多次遭到批斗。1967年10月，蒋伪县长自持起义有功，写了个报告给进驻道县支左的47军6950部队反应
情况要求以起义人员对待，又被打为诬陷翻案，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之后“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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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绍基家是道县有名的官宦之家，也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族，他的父亲何凌汉在清嘉庆朝任过朝廷的一品大员，何绍基本人是道光十六年的进士，也在外做过一些
小官，何的三个弟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都是清代书法名家，世称“何氏四杰”，何的孙子何维朴是民国时期名扬天下的大画家。
[2] 这份汇报的落款日期是1984年12月25日。
[3]
根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郭成仕在文革“乱杀风”中，多次强奸轮奸妇女，充当杀人凶手。该大队共杀14人，其中7人系郭亲手杀死。另据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
第五生产队（林家村）村民林志平揭发：1967年8月，其妻施亦娥被郭成仕、张有福等人轮奸后，用用刀捅进阴道杀死，丢进道县一中那边的一眼红薯窖里。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