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道县文革大屠杀时期，全县37个公社，有18个在公社一级范围策划部署杀人，其中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大会是最富道县特色的。
上关公社位于道县县城的东南方，紧贴沱江（潇水于道江镇的上游方古称沱江），与县城接壤，现隶属蚣坝区，文革“杀人风”时隶属上关区（现已撤销）。是道县
比较富裕的公社之一。民谚曰：“江永的米，江华的蜂，道县的韭菜，宁远的葱。”道县韭菜名扬遐迩，但道县韭菜最好的要数上关韭菜。上关韭菜，高约尺
半，30余根便有一斤，白茎如玉，绿叶如翠，清香脆嫩，十分爽口，为韭菜中之上上品。同样的品种种到别处，无论怎样精心培育，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品质。据说
是因为此地土壤富含一种人体极需的微量元素硒的缘故。当然也有其它一些解释。说到底就是水土不同。
8月22日，上关公社第一场杀人现场会在沱江边的宝塔脚召开。
宝塔脚距县城东南七、八里，站在城里，隔河相望，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一座耸立于红土山包上的宝塔，在蓝天的衬底下，远远望去带点黄金的金黄
色，其实是由青砖和青石砌成的。这就是道县著名的文塔，建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原为镇守潇水中的河妖，不使泛滥成灾而修建，但也同时被赋
于了城镇标志的意义。塔名系当时的道州知府曾文鹤所取，意指文脉深远、文风昌盛。塔七层八角，高25米，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各有横额。东门正对道州古道的万
里亭，额题：“万里之程”；南门正对九嶷山的丰村大岭，额题：“气蒸丰岭”；西门正对道州群山的制高点都庞岭的韭菜岭，额题：“一州砥柱”；北门正对风光
秀丽的宜山，额题：“秀挹宜山”。简简单单十六个字，将道州形胜一网打尽。塔内有石刻对联一副：“文星常主照，地脉永钟灵”。不言而喻此便是塔名的脚注。
宝塔山下这一片良田沃土，当地人顺理成章地把它叫做宝塔脚。不过因为破四旧，改名叫齐心大队。此刻，齐心大队虎子坪生产队宽阔的禾坪上，人头攒动，梭标林
立。会场外围，有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守卫着。参会的除齐心大队以外，还有建设、向阳两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余人。禾坪一
端，临时摆了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木椅子，便是大会主席台。为了产生震憾效果，会议主题事先没有向下透露。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都弄不清今天唱的什
么戏。
道县的气候，一年之中8月最热，在阳光的暴晒下，田野里一股看不见的热浪在涌动。太阳已经开始晒人的时候，大会才开始。学习最高指示、敬祝万寿无疆等一应
程序之后，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远济作报告，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扯起喉咙拼命吼：“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
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由于事先没有招呼好，大家面面相觑，不敢随便回答。
周远济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没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
周远济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等自己的话产生效果，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伪保长何光钦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走上主席台，代表齐心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拉后拽，把五花大绑的何光钦押上了会场。罗特良照
本宣科念完由公社团委书记吴登荣起草的“判决书”后，模仿电影里法官的样子，拖声长调宣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何光钦死刑，立即执
行！”
何光钦原以为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死刑，吓得瘫在地上，屎尿拉了一裤子，臭得不得了。两个民兵捏着鼻子，像拖死狗一样，拖起他，拖到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中稻的
稻田里，把他架着跪好了，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散发着新鲜气的稻草上。据现场目击者说，因为杀得不利索，何光钦脑壳砍脱了，身子还在拉搐。
年已33岁的周远济是上关公社农技站的一名培植员，原来在公社里也就是个一般人物，文革以来，当上了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性情大变，一反过去油皮拖沓的习
性，做什么事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多次得到领导表扬。8月21日，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等人在营江开会后，连夜赶到齐心大队，第二天在齐心小学召开干部
会，贯彻营江会议精神。一位姓张的区干部代表区里布置了三项任务：一、在齐心设立武装基地；二、把齐心的民兵组织起来，拦关设卡，站岗放哨；三、管好管严
四类分子。对第三项任务，刘厚善补充指示：“对一贯不老实的，调皮捣乱的，群众管不住的地富分子，我们要先动手。”他以手为刀做了个一看就懂的手式。会上
决定杀鲤鱼坝的伪保长何光钦，发动群众。当时周远济正在齐心抓点，刘厚善拍着他的肩头说：“齐心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领导如此高度信任自己，周远济心
情十分激动，会后马上组织齐心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开一个现场大会杀何光钦，打响第一炮。并派人通知齐心片的另外两个大队（建设和向阳）派代表参
加学习。
开完了宝塔脚杀人现场会，周远济马不停蹄，又到龙江桥（建设大队），部署更大规模的杀人现场会。
这次，干部有了经验，群众也有了经验，现场会开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8月24日，上午。
嘡——嘡嘡——嘡——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向龙江桥变电站的几条路上，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舞龙灯一样的
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边走边敲着手中的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
绑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追在这些队伍后面的有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子和带嫩崽的婆娘。本来不要她们来的，不记工分，她
们硬要跟着来。
“蒋娭毑，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不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哪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号大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冒看清楚。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老二没得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何光钦的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给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吔！那还不快点走！”
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三千多人。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和“革联”进行破坏，周远济特意请示刘厚善部长，从清溪区白马
渡民兵指挥部借来了几十名武装基干民兵，清一色的步枪，维护会场秩序。参加会议的干部、社员分大队，按照事先划好的石灰印子，整整齐齐地站好。几十名四类
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上跪成一线。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还插了上十面红旗。周远济站在台上，目
视前方，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看热闹的人还在继续增多。
开会之前，周远济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在一边的草地上，开了个碰头会。周远济说：“这一次，建设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有没有要杀的四类分子？有的话，就
搭在里面，一起用洋办法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续报上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意见不统一，暂时没报。
大会开始了。
周远济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连小孩都不哭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巴里发出的声音，生怕听漏了什么。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现场会。今天的大会，是我们上关公社镇压阶级敌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接着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六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楚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枪毙，不免有些失望。这种办法，土改时早就用过，把人捆起来，插上标子，跪着，用枪口顶着后脑勺，“呯”，
天灵盖开花，身体向前一仆，鲜血脑浆，红的白的全都向前喷去，一点都溅不到行刑人身上。不像何老二那样用刀砍，弄得一身是血。方法好是好，就是太不新鲜
了。
散会后，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开了个碰头会，明确分工，到各自驻点的大队督促杀人。在周远济当年的笔记本上，我们发现了1967年8月24日具体分工的名单：
何瑞弟（公社主任）：坝子塘、石门、董家冲、陆家四大队；
熊立济（公社副书记）：湘源、水楠两大队；
左昌赐（公社组织干事）：东源、东风、东进、东方四个大队；
杨国龙（上关区委副书记）、吴荣登（公社团委书记）、杨道明（公社书记）：齐心、向阳、建设三大队。
这些同志在下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且以熊立济副书记在水楠大队的表演说明之。
水楠大队地处城郊，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水楠的柑桔和东瓜堪称道县之最。这个大队村民相对而言，普遍比较富裕。四类分子也不少，但其中有几家人有子弟在
外工作，有的还当了不小的干部。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大队干部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思想有顾虑。熊立济急了，反复做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
首，“嘭”的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白纸。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分子及子女。
其他大队在区、社干部的督促下，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短短8天时间，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112人。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上关公社在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和公社党委书记杨道明等人的部署、指挥下，在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了173人，杀人手段基本为枪杀、刀
杀、沉河三种。其中有一名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的复员退伍军人杜朱忠。据查，杜朱忠就是刘厚善亲自批准“搞掉算了”的，因为他胆敢和领导吵架。[1]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我们在前面讲过,上关公社文革“杀人风”时隶属于后来撤销了的上关区。也许有读者朋友要问，这一点那么重要吗，值得如此反复说明？确实如此。道县文革杀人
事件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的。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
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1984年行政区划调整，公社建乡，大队建行政村，原来的基本格局虽未
动，但有些区撤销了，有些公社（乡）划到了其他区，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去追溯当年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常常会在那些隶属关系变更了的地方出现混乱。我们刚
开始采访时不清楚行政区划的变更情况，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进行采访，结果产生了很多疑惑和误会，比如，上关乡（公社）和兴桥乡（公社）同属蚣坝区，为什
么到公社煽动、部署、督促杀人的区干部是完全不同的两拨人呢？为什么时间不同步而且杀人的作派也各具特色呢？后来才弄清楚，它们原来不是一个区的，是后来
划到一起的。搞清了这一点，两个公社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立即就清晰明了了。
文革杀人事件期间隶属上关区的除上关公社，还有富塘（现属梅花区）、东门（现属清溪区）、万家庄（现属清塘区）三个公社。上关区又称一区，从这个序号也可
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打开道县地图，位于道州盆地中央的富塘、东门、上关、万家庄四个公社，依次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呈新月状把道江镇怀抱其中。如果加上
北面的营江公社，那就四壁合围了。潇水从万家庄、上关、东门、富塘穿流而过，灌溉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这个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上关区与营江公社一样，是“红”
“革”两派生死搏斗的风尖浪口。由于“革联”的不断渗透，该区四个公社的“阶级队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分化，有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倒戈到了“革联”
一方，比如东门公社基干民兵连长李成苟等人就连人带枪进了二中，成了“革联”下属的“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头头，还兼任“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指挥
长，一天到晚背着步枪，“带着一帮四类分子的狗崽子在道江镇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这帮家伙的破坏性比四类分子大多了，“革联”把
他们当幌子举在前面，以隐蔽自己的“反动本质”。因此上关区在文革杀人事件中，不仅杀地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杀“叛徒”。所谓“叛徒”指的是贫下中农
社员和基层干部中同情“革联”观点或者参加“革联”组织的那样一些人。众所周知，我们东方民族对敌人尚有网开一面之时，但对叛徒无论何时何地绝对不心慈手
软。
东门公社友谊大队有一个26岁的贫农社员何善亮，是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又是社教积极分子，应当说这次杀人事件中应该也是杀人积极分子，至少不会被
杀，可是他却鬼使神差地参加了“革联”，结果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会主义墙
脚，60年时过苦日子时偷了生产队两蔸菜。这第二条罪状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别说几蔸白菜，就是偷一担白菜也还是批评教育范畴内的问题。可在当时就没有这么
简单了，60年是什么时候？过苦日子呀！连糠饼都没得吃，一蔸白菜可以救得一条命。那两年道县饿死的人有三万多，就跟何善亮这类人挖社会主义墙脚有关！难
怪开大会讨论时，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喊杀。大队支书蒋世明倾听群众的呼声，只好批准：“把他跟那几个地富一起搞掉算了。”
类似案例在上关区各个公社都有，比如万家庄公社五星大队的干部因怀疑一个名叫张初学的青年社员参加了“革联”，就把他牵出去杀了。
万家庄公社红旗大队（下龙洞村）的何子元是道县审章塘小学的校长、中共党员，也许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杀“四类分子”的“杀人风”会刮到他的头上来。据说他
也是因为参加了“革联”被家乡的贫下中农捉拿归案的。笔者曾向一位原“革联”的头头求证过此事，在他的记忆中，何子元好像并没有加入过“革联”组织，充其
量是支持“革联”观点而已。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贫协主席何征先和文革主任何生红等人提出何子元非杀不可，不杀不行。第一次将何子元与几名地富一起牵出去
要杀时，他念毛主席语录：“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示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我是
党员，犯了什么事有党纪国法来处理，你们‘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杀党员的资格。”红旗大队的一些干部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几个地富杀了，把他牵了
回来，关押起来，听候上级处理。这时，何子元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人提出，他虽然是党员，但是已经叛变了革命，应当按“叛徒”处理。于是第二次又牵出去杀。何
子元故伎重演，又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十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又说：“贫下中农同
志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干革命工作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杀我，你们先得把我的党员帽子取脱了。我现在还是党员，你们要杀我，不是杀我个人，而是杀党
员，是杀党！”没想到这几句唬人的话还真管用，大队干部中又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说：“管它那么多，杀了再说。”有的说：“地富杀了就杀了，这党员还是不
能随便杀的。就是要杀，也得要请示上级批准了。”结果又没杀成。大队民兵营长何苟祥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公社党委组织宣传监察委员、公社“红联”负责人蒋
志接到电话后不敢擅作主张，又打电话请示区委组织委员、区“红联”负责人彭禹铭。彭当即指示：“群众要求要杀，管他党员不党员，杀了再说。”何苟祥得了指
示，哈哈一笑：“夜猫子（黄鼠狼）只有三个救命屁，这一回看你何子元还有什么屁可放！”就这样，纵使何子元巧舌如簧，第三次终于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周折，一定要把何子元杀掉呢？处遗工作组专察组的同志向笔者作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何家成分较高，杀何子元之前，该大队已经将何的妻、儿杀掉了，大队干部怕留下何子元将来报复，为免除后患，所以想方设计将何子元杀掉。
上关区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415人（自杀46人），其中上关公社杀173人（自杀9人），东门公社杀78人（自杀7人），富塘公社杀24人（自杀2
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杀人的主要责任人有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杨国龙、区委组织监察委员彭禹铭、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区妇女主任魏树英等。定
为主要责任人的标准如何呢？且以其中责任最小的魏树英为例说明之。魏主任在东门公社东升大队亲自主持召开大会，杀14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9人，贫下中
农社员5人。下属四个公社：东门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副书记兼组织监察委员黄长庆、公安特派员何梅山、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红联头头肖家万等；富
塘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主任丁天志、公安特派员唐咸书、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等；万家庄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副书记兼公社主任张春荣、组织宣传
监察委员蒋志、公安特派员廖承沅、红联头头廖承福等；上关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书记杨道明、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熊立济、公社主任何瑞弟、组织监察干
事左昌赐、团委书记吴荣登等；笔者在前文中浓墨重彩大肆铺陈过的那位公社培植员周远济，原来他只是一个马前卒、急先锋式的人物。
关于上面的这个名单，笔者有三点说明：
一、这个名单的人名并不重要，关键是人名前面的头衔，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笔者常有这样一种幻觉，好像这些人都是演员，是上苍用它那只高深莫测的神秘之手
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来演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用以警醒和启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剧本其实早已内定，甲演也罢，乙演也好，基本剧情都不会有太多区别。
这是时代的悲剧，黄巢杀人——在劫者难逃。笔者手头有一份200多人的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中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人员的名单，随意抓住其中一只手放到阳
光下，都会看到殷红的斑斑血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他们的姓名一一公之于世。笔者深知这篇纪实文字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读者见面，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整
个民族的进步，本文一开始就写明了这个意思，它是为生者的生而写，并非为死者的死而写，追究个人的责任意义已经不大，唤起整个民族的觉悟，才能避免新的悲
剧再次发生。因此笔者最初打算，不写姓名，用写明职务而隐去姓名的形式处理上述名单，但后来又考虑到不妥，因为本文不可能不接受社会和后人严格的质疑和求
证，这些连笔者自己写来都常常感到难以置信的内容，如果现在模糊处理了，恐怕后人会质疑所言有虚。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只能像呈
堂证供一样，字字写实。
二、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也就是书记的身影，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
色。是不是大多数的一把手（书记）都对杀人持保留意见呢？或者他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硬是要高明一些呢？不是。关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不用解释，
都明白。但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难免感到费解。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几乎触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灵
魂与肉体的群众运动，它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奇特且充满戏剧性，有人说它是一场现代版超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毛泽东本人对此亦不持异议，并欣然赋诗云：“劝君
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虽死魂尤在，孔孟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我
们搞得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何止高明一万倍”
。然而焚书坑儒也罢，破“四旧”、搞极左也罢，杀地主也罢，搞个人迷信、争权夺利也罢，统统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产，文化大革命的特产只有四个字：“造反
有理”。因着这四个字，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不能不按着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前进，也不可能全按着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1]
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冲
击。特别是1967年的“一日夺权”以后，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支左”（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全国变相实行军管，各单位的当权派（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把手）
有的被打成“走资派”，有的“靠边站”，也有一部分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了出来。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除了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
干部”外，其他“走资”的、“靠边”的，不管你赞同杀人还是反对杀人，统统没有太多表演的机会。及至后来他们获得“解放”，重新主持工作时，道县大屠杀这
一页历史已然翻了过去。
三、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再次重复说明，道县文革大屠杀期间，道县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手上。有证据表明，煽动和部署杀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这条线贯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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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共分为十六条，故又称《十六条》。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