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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官方统计屠杀4519人的血幕——《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一个国家的自我毁灭！
去年（2010年）底，我在一位朋友处得知，香港一家出版社出了一部揭露道县文革大屠杀真象的书《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
（以下简称《血》），50余万字，内容非常翔实，非常震撼云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为这一事件的铁盖子终于被揭开而欣慰；此外也有些
许失落和遗憾，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自己曾关注多年，并数次赴道县秘密采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努力可能因为《血》的出版而付诸东流；另一方
面，我不知道《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记录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全貌，我自己亲身采访过，深切的感到此水深不可测。
今年4月，《血》的作者谭合成找到我，请我以大屠杀事件知情人和草根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对《血》“提出宝贵意见”。谭说他不希望《血》成为记录道县文革
大屠杀的孤本，希望更多的知情者、亲历者和理论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写回忆录，写研究文章，进行反思，并引发全民族的反思，以推动社会进步。
通读全书后，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虽然涉及面不如《古》广，但挖掘之深，剖析之细却更胜一筹，因而更有可读性，更具震撼
力。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的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也依然感到
读来有如重锤擂胸。道县文革大屠杀比之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二人，前者可以称为我们的先生，后者可以称
为我们的学生。但作者并没有将他的笔触局限于对血淋淋事件的展现上，而是如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一般灵巧地对这一大屠杀事件作出了层次分明的解剖，让其中
各层次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再现于读者面前。我不得不惊异于谭合成掌握材料之全面，对整个事件把握之准确，来龙去脉梳理之清晰。在他的笔下人物、地点、时间，
大的事件、小的细节在交错着的蒙太奇效果中，重点突出，脉胳分明，发人深省，促人深思。读完《血》，我心中原来的那些失落和遗憾在不知不觉地向远方退去，
由谭合成来写作《血》，揭露道县大屠杀真象，只能解释为是上天刻意的安排。我们知道中国的所有历史，素来有官史和野史之分，官史由于统治者的需要（所谓历
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本能地作了歪曲和篡改，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做了歪曲和篡改，而野史则由于信息
来源的局限,难免渗杂许多猜测、臆想和演绎的成份，谭合成写的这部《血》,既不是官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一部信史。由于人生的际遇，谭合成有机会接触到大量
的官方资料，又有机会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因而同时具备了官方记录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上天把这样的双重身份赋于一个有勇气和良
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有深意的。
由于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关注它、记录它、研究它的人不在少数，早在四十年前事件发生之初，我就有了写它的冲动。那是1967年的8、
9、10月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我参加了一个以下放知青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其总部就设在众神狂欢的中心——湖南省委招待所，在那里我第一时间接
触到道县革联、教联的上访人员，从而了解到这场疯狂大屠杀的基本梗概，当时的说法是杀人3万，血流成河，大量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暴行,闻所未闻。之
后，1978年、1990年我两次赴道县，后来又促成我的四弟在2000年赴道县进行了四十八天采访。那次采访因道县当地的几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接触到许
多大屠杀的亲历者、遗属以及逃亡者，例如周群、张引道、杨旺盛、王田芝、蒋正豪等，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材料并拍摄了部分杀人现场的照片。但其后，在一
次神秘事件中，四弟差点丢了性命，以致引起精神方面严重的后遗症，至今不愿再提及道县话题。现在材料和照片都保存在我这里，在《血》中，这些口述实录的史
料都得到了一一印证。谭合成希望我尽快将这些史料整理成文，公诸于世。我亦有此心，这也是我的责任，为国家民族计，为子孙后代计，每一个亲历和了解这场大
屠杀的人都无权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探索者，我对《血》的价值判断是：它完整地保存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反人类罪事件的全部真相，其揭示的特殊性是暴君的暴虐在以
暴民暴虐的形式演绎，被运动的群众在官员的操纵指挥下，上演了一场异常暴烈的“群众运动”。其实“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前的所谓“群众专政”和“群众运
动”在本质上都是这样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与“运动群众”、“专政群众”实质上就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面。作者实录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场规
模最大的群众性大屠杀，同时也可以算是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史，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高浓度的缩影。“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它深刻地揭示了中
国社会变成一个大军营、大农场、大集中营的过程，而维持这个大军营、大农场、大集中营秩序的是也只能是暴力、欺骗和洗脑。从这个意义上讲，《血》是一座认
识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富矿，其中可供探讨的课题非常之多，有民族劣根性的，有土地革命性质的，有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有中国知识份子基因缺陷的，
有党文化的，有毛时代政治体制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阅读者，都会如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归。
本人研究方向重点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故尔想在这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窃以为，《血》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黑暗”时期的话
语环境。谭的写作非常严谨，真实性为其唯一的考量，《血》的“几点说明”中表明：“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
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
虚构事件，亦无杜撰姓名……”谭合成告诉我正是由于这些原则，他忍痛舍弃了大量只有孤证或者当事人坚决不承认的史实，但因此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血》书内
容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读来如进入了时空隧道，恍然有隔世之感，仿佛在过去与当下的二种语境中遨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则可以通过对
《血》的阅读体验一番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那个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大量的革命词藻、口号、思维、逻辑，不论今天
看来多么荒谬可笑，而在当时却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是绝对正确的。那种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政治歧视、宣示革命暴力，鼓励迫害虐杀的环境氛围使得每一个社会
成员喘不过气来；那种以简单的生活模式对全体人民进行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欺骗之中，无论你是革命对象的政治贱民，
还是革命动力的政治愚民，统统一样。我的老父亲在回忆那个时代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活下来真不容易！”
这句话也是《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句话，地主子弟朱贤厚这样哀叹过，被丢下天坑七天七夜而侥幸存活的周群这样哀叹过，告状油子李念德与右派分子徐老
师劫后余生，第一次再遇时，感叹的就是“想不到都还活着。”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总结性概括。现在那种语言环境已离我们远去，后代人对之
已不甚了了，但产生这种语境的根源从来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真正反思过，而是以一种国家主义话语全面娱乐化的方式被伪装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
机遇下，它会以何种形式而再度借尸还魂！这也算是我的盛世危言吧。
但我至今仍确确实实地感到一股暴戾之气依然笼罩着中华大地。这股暴戾之气的根深植于我们文化传统之中，它不是谁的专利，但在1966年8月18日的天
安门城楼上被发挥到了极致，此后北京红卫兵“红八月”暴行，（在校园、街道打死1772名无辜人民）很快便漫延到京郊的大兴县（注○1），1967年夏秋
之交又在湖南道县地区凝聚……由此，我们不难判断道县文革大屠杀一以贯之的根源和脉胳。
《血》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发人深省的追问，作者将书名订为《血的神话》亦是有深意的。噩梦纷纭的中国历史，观念误区太多，理论淤泥太深。传统中国社会，
面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思想语言壁垒。这是比制度壁垒更其顽固的壁垒系统。它既是各类极权政治人物刻意培养的，更是深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注○2）土壤之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极权人物，无不是利用这个壁垒，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极权制度。他们
歪曲篡改隐瞒历史事实，编造神话故事，与众多被偷换概念的词语一道，编制出了一批模棱两可非驴非马的文化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误导人们的思维
与精神。这个话语体系中存有大量含混、泛化、模糊的名词，有害于我们民族建立起一个明确而清晰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一类词语的欺骗性，戳穿那些神话故事的虚
伪，是中华民族真正伟大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记录“血的神话”，我们反思“血的神话”，为的是以后有人还想制造“血的神话”时不可能再那么轻而
易举。
在此，我想顺便谈一谈《血》的文学价值和语言特色。凡历史实录一般以史料的丰富和翔实而见长，在文学角度难免流于干涩枯燥，而《血》则不然，它在保持
史料丰富翔实的基础上，文字洗炼大气，具有张力，颇似太史公之风。行文之中或然抒发心中真情实感都郁结其中，更显出实时实地实情。特别是熟悉道县方言的读
者，不难看到，作者的文字充满道县方言特色，如果用道县官话朗诵《血的神话》，你会深深感到一种苍凉和辛酸的韵味。本人数次赴道县采访，对此感受犹深。对
于《血》，我的基本判断是，它很难为当政者所见容，但无论当政者的态度如何，它都是一部史学价值很高、文学性很强、生命力很旺盛的传世之作。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见证”，见证的主要内容就是揭露极权暴政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对于这一主题，中国人有必要好好补课。因为中国
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历史天空，尤其是近代现代史更是云遮雾罩，历史上的暴君没有一个被真正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厚黑教主李宗吾说：“一部二十四史一
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可以说直刺中国历史记录的实质。当下，一场口述史前的创作潮流已在中华大陆悄然发生，这一自发产生的潮流与历史现状密切相
关。但是在真实的记录历史被视为“反动”的中国，以董狐之笔还历史真相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血》做了一次真实见证历史的艰难尝试，也给以后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一个标高。对人性的审视，对人性深层面的探讨，尤其是对中国人观念根源和文化人格、文化心理深层次的审视和探讨，《血》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剖标
本。探索好了，将有助于中国人在精神上得到救赎。
梁启超曾于百年前说过：“日本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在文化血脉中，中国人的社会始终
有一条一切规则由之发源的浓血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世界上其它民族也有过历史上长期盛行暴力的时期，但是始终维护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的元规则，掌握最强暴力者受不到任何力量制衡则要首推中国。这条元规则，说穿了是利用暴力劫持社会的盗匪规则，所以中国历史始终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的表述。正是这条元规则的存在，致使中国人的“权本位伦理秩序”中暴力成了最核心的权力，只要“权本位伦理”不转变为“人本位伦理”，所有的伦理都是经不
起追问的伦理。法家创立的政治哲学法统和儒教（注意不是儒家）所创立的政治伦理学道统，无不是为暴力最强者服务的，所以牢牢抓住“枪杆子，笔杆子”实际上
是坚持暴力与谎言的支撑不动摇！
暴力劫持的最大特点是劫持者与被劫持者同时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中，绿林好汉要求新入伙者杀人越货作投名状，就是出于将新入伙者裹胁其中没有退路的考虑。
中国历代统治者喜欢宣示暴力，耀武扬威，鼓吹“文治武功”往往把“武功”摆在更重要的地位，就是不断向臣民暗示自己暴力最强。
把嗜杀滥杀所制造的恐怖氛围作为最重要的统治资源，作为自己集团最重要的心理凝聚力是一种深心的考虑，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对暴力的迷信与崇拜屈从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正因为有这种浓厚的暴力文化传统，所以一种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社会后会很快壮大形成高潮。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实质。这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收获的几乎必然是极权专制。大救星实际上离大灾星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演变成大灾星。这是历
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那些打着反独裁、要民主旗号夺得政权的人，会建设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极权制度？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饥馑？
为什么“一穷二白”会产生“一大二公”？为什么大饥馑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认真反思和直面回答的问题。任何歪曲和隐瞒历史真象的
企图，都是别有用心和祸国殃民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动机是夺回在党史内渐次失去的各种优势（包括思想优势、组织优势、法理优势等等），巩固和加强其个人独裁的地位。他利
用中国社会深入骨髓的神权政治思想资源，却打出了反传统的思想旗号；他利用人民群众对政策灾难和官僚体制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用以打击体制内对
其政策不满的官僚群体；他利用中国社会权力拜物教的所有社会资源，掀起了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的狂潮。而人民群众中对官僚体制不满的人群则利用“文化大革
命”这块金字招牌，揭竿而起，“奉旨勤王”，这种“勤王军”象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勤王军一样，几乎无一例外的各怀异志，这就产生了所谓“可控的文
革”和“失控的文革”，“官方的文革”和“群众的文革”。从而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并顽固发展的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权力拜物教
文化。
文革中，“一月革命”后官僚阶层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受官僚阶层操纵的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人揣摸毛泽东深心的意志，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用“镇压阶级敌
人”的“暴烈的行动”来证明自身的正统性、纯粹性、革命性，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的普遍现象。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政治正确”，哪怕伤天害理也不会受到
追究。而对早已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阶级敌人”及其家属施暴，是最没风险和最具符号意义的革命行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只不过是中国普遍现象中的一个
典型案例罢了。
个人崇拜狂潮所制造的人神与犯下大量反人类罪的元凶被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可以证明中国的神权政治文化与“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是何等根深蒂
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充分的体现着中国人政治文化的诡异性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便与中
国人的这种文化密切相关。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与理论能比斗争哲学、阶级斗争理论所制造的罪恶更多，对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深重。
文革结束以来，类皇帝的强势政治人物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时代“阶级领袖”的极权专制体制变成了权
力市场经济体制，但极权主义的本质一脉相承，中国的政治体制由于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不动摇而发展成一个“自认自理，自说自话，自行自事”的体内循环体制。
这种体内循环体制带来的是不断的退化和思想资源的逐渐枯竭，传统的官场潜规则文化被腐败现实和体制逻辑演绎到全面充当起制度功能，形成一种“有中国特色”
的潜规则政治，它在政治层面体现为密室政治，在程序操作层面体现为暗箱操作；公开层面有公开层面的说法，私下层面有私下层面的作法，原来的制度文本早已漏
洞百出，现实逻辑与文本逻辑全面悖离，公开层面的法律政策虽然尽情合理，却落不到实处；公开的宣传冠冕堂皇，但官方民间都心知肚明那是遮人耳目的幌子。于
是，“权力的贪婪与市场的贪婪恶性结合”，“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权力寻租的欲望被空前激活，从而产生了社会普遍的泛权力
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腐败力量登堂入室，成为权力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凝聚力。攀附逢迎、交际应酬、编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要风暴；装模作
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生活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双重标准，成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人欲横流空前绝后。更加可怕的是这
一切都被掩盖在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生态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而催生的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中，全社会各阶层、各族群间关系断裂之声嘎嘎作响，经济畸型发展累
积的各种危机势若垒卵，而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被看成是一个最难读懂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成为最难读懂的国家，是因为元规则与潜规则始终占据着实际的主导地位，这种规则已深入到文
化血脉中，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机制，并因此形成许多隐秘的结构。如隐秘的文化结构、隐秘的观念思维结构、隐秘的社会机制，以及由这些隐秘而导致的中国人的
隐秘文化心理、文化人格，文化性格结构，许多隐秘的系统结构纠结在一起，使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公开秩序与隐秘秩序的纠缠中，明规则与潜规则的纠结中，这是一
种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的纠结。致使当今世界上很多简单明了的事物、观念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当政者口里说出来马上就变得幽暗晦涩、非驴非马。
1978年我第一次到道县，杀人事件已过去11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道县风景是潇水边一排排的竹丛，象漓江边的水竹一样清荣俊茂、密不透风，青砖黑
瓦的典型江南民居村落就掩映这些竹幕后面，喀斯特地貌在这方土地上发育出一种别样风情，清澈澄碧的江水，横着孤舟的野渡，游走着农夫浣女，牛羊鸡吠的田间
小路，一切是如此恬静美丽。联想从这里走出来的大思想家周敦颐，大书法家何绍基，以及先祖从此地迁出的鲁讯，我怎么也不明白，神之仙态如情似梦的山山水
水，怎么会产生如此匪夷所思的血腥暴行？尤其是阴雨天，雨雾笼罩的层层竹幕后面是死气沉沉的村庄，一种神秘的死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就会攫住你，这一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到底藏有怎样神秘的玄机？国外的许多学者将苏联的极权统治称为铁幕，却不约而同的将中国的极权社会称为竹幕，其中的差
别到底在哪里？
随着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探究和思索，许多影响到中国人观念根源的文化密码被破译出来，终于对中国人文化的诡异性有了相当的认识，西方的现代极权意
识形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杂交，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集权体制的对接，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体制，其泛政治化的程度更复杂，其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更强
劲，而且神权政治的个人崇拜狂热也更疯狂更盲目，历史的神秘与文化的诡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难以读懂的国家，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深远神秘的诡异，使竹幕
比铁幕更具生命力，更难判断评价，因而更具有欺骗性。
秦汉之交时期黄石公曾对秦政有过一句高度精辟的评判，那就是“残亡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这种评判用来评判现代秦政仍是那么的恰如其
分。结合当下铺天盖地的空前绝后的贪腐大潮，结合一个复合性危机开始集中爆发的碎片化过程已初露端倪！我们已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有一种盛世华章叫回光返
照！
注○1：从8月27日至9月1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
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口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
一”事件。
＿＿《那个年代中的我们》P398-399 远方出版社
注○2：权力拜物教文化是我对自秦以来中国两千余年文化传统的基本判断与概括。更多内容可参考拙著《中国人的文化陷阱——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
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