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網址：老工人
1958年，我姑父调到天祝县工作，姑母也被下放了，于是就把户口直接落到天祝县的农村。姑母落户的村子全是汉民，但是户籍上全填写的是藏族，问是什么原因，说是报了少数民族一人一年多领一丈布票，汉族一人一年两丈布票，藏族三丈。
那时的布票真紧张啊，黑市上有卖的粮票，却从没见过有卖的布票棉花票，你想想两丈布
能做什么？中等个头的人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就得一丈五尺布，剩下的五尺，做衬衣不够，做裤衩嫌多。那时又没有结实的化纤布，人人都得穿补丁衣服。尤其是农
村，除了干部们不劳动，衣服穿得稍整齐一点外，几乎都像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十岁以下的小孩子就是整天赤着身子玩耍，除非您要去上学，才有资格穿衣服。
八十年代初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农民们衣衫褴褛，有人大呼给民族丢脸，我曾冷冷的说：您还没见过连这都穿不上的人呢！这一丈布票那时也是巨大的实惠呀，
于是就随大流也报了藏族。
没想到为这一丈布票作出的选择，却给姑母一家带来了无穷福祉，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他们地下党的一窝子老失足青年全都遭了秧，革职的革职，下放的下放，没有不遭劫难的，我家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第二次被下放农村的，唯独我姑父幸免于难。
姑父调到天祝后就任县统战部长，长年累月带着把枪，骑着匹马，奔波在天祝草原上做基
层工作，整天在帐篷里和藏族同胞们糌粑酥油当饭，推盃论碗喝酒，与基层群众关系密切。他出手又大方，朋友们杀羊，他就买酒，自己的工资连自己都不够花，可
苦了我的姑母，又要劳动，又要持家带孩子。幸亏天祝是个藏族自治县，公社化搞得迟，没有办食堂，也没有大炼钢铁，老百姓家里粮食没有被搜缴去糟蹋光，吃的
方面还挺宽松，甘肃省在张仲良当一把手的时期，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唯有天祝县没有饿死人，而且还救了许多逃荒的人。我母亲在迁回兰州后，就去姑母那里背过
粮食和肉，后来我和大弟弟也去那里住过一段时期，给家里粮本上节约点粮票。
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次运动中，同为地下党员的姑父，因为家里是藏族而未受触动，直到八十年代调回地区工作前，当了二三十年的县统战部长，直把这个职务干到驴死鞍子烂了，这全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好，全托藏族同胞的福啊。
福气还在后头呢。我两个表妹回城后正陆续赶上高考，因为是藏族的原因，录取分数线低
得多，在农村上出来的学，却都以很低的分数录取到中专，毕业后都参加了工作。所以老工人评曰：物资紧缺的票证供应时期，百害中有一利，这一利就叫我姑父一
家占了！谁说茅厕东(一偉人名)的计划经济不好，我就跟谁急眼！
凝望 